在强调评价毛泽东的指导原则时，习近平也不忽视其中包括考察国际因素的重要作用，这对研究党和国家历史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例如，近年来学术界有人否定毛泽东领导制定的三线建设战略，认为当时过分估计了战争威胁，三线建设决策是毫无必要的战备举动。这种观点就是没有看到当时严重的国际形势对中国产生的切切实实的威胁，犯了孤立地看问题的毛病。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周边形势和国际局势：从1962至1965年，台湾利用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向大陆派出几十股武装特务;1961年9月、1962年9月，美国制定并进行了两次以台湾为基地、以在中国大陆登陆为目标的大型核战争演习;1964年4月，美国又制定了打击中国核设施的计划，并形成了具体实施方案;1962年10月和11月，印度军队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中国军队被迫两次进行反击，将印军击退;再加上美越战争逐步升级，苏联不断向邻近中国边境地区增兵。在这种形势下，中央领导人不得不考虑国家安全和战争可能性，不得不重新部署中国工业布局，“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1969年三线建设的第二次高潮，也是在苏联领导人企图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的威胁下掀起的。联系了这些国际因素，还能说三线建设是毫无必要的吗?同样的道理，对于抗美援朝决策的评价，如果联系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设身处地地去研究一下毛泽东等人的战略抉择，就不会得出一些社会上流行的简单而草率的结论。

历史唯物主义还重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自觉地探讨历史现象与本质，考察各种社会运动的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问题提供借鉴。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人民日报》2013年1月2日。)这实际上明确提出了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的要求。为此，研究党和国家历史，要善于发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从历史中发掘出时代需要的经验与启示，为党和国家建设大局服务，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实事求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用全面、发展、联系的观点看待党和国家历史，这几点不是孤立、分割的，而是内在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之中。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获得正确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