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高院12月15日对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内蒙古高院1996年作出的关于呼格吉勒图案的二审刑事裁定和呼和浩特市中院1996年对呼格吉勒图案作出的一审刑事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而内蒙古公安厅也宣布组成调查组，开始依法调查当年所有参与办案警员。（12月16日《北方新报》）

近期，包括呼格吉勒图冤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相继被披露，不断冲击着公众的感官和心理底线。在司法领域中，冤假错案不仅涉及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更涉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像制造呼格吉勒图冤案的相关办案人员，不但亵渎了法律的正义威严，更是丧失为人的基本道德良心。因此，对铸成冤案的直接责任人进行严肃追究，依法惩处，才能维护法律的正义和尊严。

当然，也要认识到，启动冤假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毕竟是亡羊补牢，因为权利人已经付出了太重的代价，就此来说，当前比冤案追责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对刑案中的被告人（上诉人）、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救济权制度，从源头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

司法救济是指根据法律来预防或纠正错误的行为，以恢复法律所维护的权利义务的平衡，保护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其主要价值是权利、公平、公正。如果当年检察院和法院在办案过程中，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呼格吉勒图给予司法救济，对疑点重重的“犯罪事实”不予认定，就有可能避免错案的发生。

进一步看，防范冤假错案，司法救济中的“疑罪从无”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打折扣。要认识到，面对疑案，是选择“判”，还是“放”，这涉及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现代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个体公正，司法活动也是围绕着个案进行的。因此，错案率对于司法机关来说可能只有万分之一，但是，对于被错判的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遵循疑罪从无规则，可能会放纵个别真正的罪犯，但如果我们把疑罪都按照有罪处理，则可能会冤枉无辜的人。

弗兰西斯·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10次犯罪。”同样，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诉求，更需要从健全整个司法制度入手，特别是要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突出制度设计为权利人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让有冤屈的权利人有主张权利的渠道和得到及时的司法救济。要知道，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制度缺陷的牺牲品。而呼格吉勒图错案再次提醒我们，完善司法程序的司法救济制度，对于被告人的命运和诉诸司法公正至关重要。

被执行死刑的冤案：
7月10日，王书金涉嫌强奸杀人案二审在河北省邯郸市中级法院第二次开庭。中午12点33分，审判长宣布休庭，称将择期宣判。持续6年的王书金案即将走向终点，也预示着聂树斌案迎来又一次申诉契机。
　　自从2005年“真凶”王书金自认其罪至今，河北省高院或是最高法院仍未正式受理聂树斌案的再审申请。7月10日庭审最后，王书金陈述请求法庭认定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系他所为。但检方仍坚持认为王书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依法纠正错案，发现一起、查实一起、纠正一起。本报记者发现，最高法院上一次召开刑事冤错案件座谈会，是在佘祥林、聂树斌等案集中曝光的2005年。
　　7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也举办了一次聂树斌案研讨会。参会学者认为，聂树斌案应当启动再审。除了关注个体案件外，学者从各自定性研究的数十起案件中，就保证刑事侦查程序正义，冤错案纠错原因和法院申诉审查工作等方面总结出微妙的成功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