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人赵翼《论诗》说:“李杜诗篇万古传,于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国诗文的成就灿烂辉煌。但是,由于时代局限或其他原因,它们决不是毫无缺陷的,不仅在思想性、科学性上如此,就是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也莫不如此。有人讲文言文,不讲它在语言文字上的毛病,这是不全面的;至于把痈疸当宝贝,就更会贻误青年了。
古代没有语法专著,写作时完全靠模仿前代的作品。有人磨穿铁砚,一生一世也没有把文章写通。就是名家名作,也难免不出现语法毛病。如:
①大夫不得造车马Q(《礼记•玉藻》)
②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离娄下》)
③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
④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游褒禅山记》)
例①是动宾配搭不当,“车”可以“造”,“马”怎么“造”呢?例②是主语不当,“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是“禹”,与“后稷”(周的袓先)无关。例③很容易产生歧义,将“而”改为
“之”才能使意义确定无疑(意思是:“君子认为言过其行是羞耻”);否则,容易将“耻其言”与“过其行”看成并列结构,引起误解。例④“其为文”三字重复,应删去,“独”改为“而”。
文言文在修辞上最大的病根是脱离口语,脱离群众,追求典雅古奥。表现为词藻堆砌,晦涩难懂。沈义父《乐府指迷》甚至公幵主张用一些闪烁不定的词藻代替大家通用的词汇。他说:
炼字下语,最是紧要。如咏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字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筋双垂”,便是“泪”字了,不必更说“泪”。……正不必分晓,如教初学小儿说破这是甚物事,方见妙处。
这种主张的实质在于用玄妙的架势掩盖其空虚的内容。
古人写诗文,还有一些不恰当的做法,且举两点。(一)割裂式的“称代”。《尚书•君陈》中有一句“惟孝友于兄弟”(在兄弟之间要相亲爱),后人就用“友于”代表“兄弟”,连陶渊明
也不能免俗,有“再喜见友于”这样的句子。又,《论语》中有“三十而立”的话,有些文人便常常用“而立”代表三十岁。(二)“引用”的畸形发展,即不仅堆砌典故,而且通篇东拼西凑,都是古人现存的句子,称为“集句”或“集锦”。清代有个叫黄唐堂的人,他的全集共九百多首诗都是“集句”,自题《香屑集》,虽然有些技巧,其实是拾人牙慧。
古人写诗文的毛病,曾经遭到历代进步作家和评论家的反对。如:好用典故就被大家讥笑为“掉书袋”。但由于崇古的风气,也有人回护古人的某些毛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是一本很有创见的著作,但他把古文中配搭不当的毛病(如例①)反而看作是优点,就是很不恰当的(参看该书“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例”)。我们今天不可迷信古人,迷信古人的糟粕只会助长谬种流传,因而阻碍思想的解放与学术的进步;同时,也不能抓住一两个缺点而否定全作乃至全人,助长轻率虚无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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