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后，新余市也出现一股公务员购车热，致使汽车销量大大增加。据统计，今年1～6月，新余市新增汽车6878辆，日均新增38辆，同比增长45.4%，涨幅比去年同期提高28.9个百分点，创多年来新高。

督促车改进度完善车补分配

针对上述现象，多个受访地区呼吁，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希望国家一方面鼓励各地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并及时对各地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改革探索加快推广，“不让改革者成众矢之的”。

更为重要的是，公车改革还需要进一步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因需制宜分配车补，凝聚改革动力。特别是应确保公车补贴专款专用。“基层公务员公务繁忙、待遇偏低，这是一个事实，应有合理的工资、绩效奖金、服务评价机制去提高公务员的待遇。公车补贴，该在什么地方提高、就在什么地方提高，要避免一些地方借车改改变干部待遇，变成一笔‘糊涂账’。”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说。

针对社会舆论担心的公车改革后可能出现的“既拿补贴、又用公车”，或是“外借公车”问题，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范和生提出，公车改革要接受社会监督，补贴金额、补贴对象等都要做到公开透明;同时，公务用车的规范情况要纳入建设效能政府、廉洁政府的考核指标体系中，一旦发现违规现象，从严处理，并向社会公示。

对于车补标准的制度安排，林双林建议，地方车补金额的“参考值”，不宜单一地以行政级别、工资基数为标准，而应综合考虑不同公务员本身岗位的公务出勤频率、次数，长短途公务或差旅的差别，以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便利度等。

多地基层干部认为，公车改革应该考虑到城市地区与地域偏远地区的不同情况，部分农村地区、边境旗县地区行政管辖区域大、人口居住分散，公车补贴应该对这些地区有更大幅度的倾斜或照顾。

本刊记者采访发现，乌拉特中旗的巴音乌兰苏木面积6718平方公里，总人口7490人，平均行政服务半径5公里，最大达20公里以上，每年开展日常工作、灾情查访工作的用车成本很高，日常的生活成本也很高。基层干部呼吁，在这样的地区制定政策时突出差异性，可以采取实报实销的方式，加强偏远地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群众服务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