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行至2014年底，在各界瞩目下，公车改革更显“时间紧、任务重”。然而从本刊记者调研的几个地区看，普遍暴露的一些焦点问题，各地车改进展参差不齐。

首先是公车改革进度不一，不及群众预期。目前，江西、安徽、内蒙古等地数十个城市的公车改革进度差距明显，多数城市仍未出台地方公车改革的初步方案。像新余市那样，已经对公车实行公开拍卖的仍是少数。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发现，目前许多城市的市民都对竞拍公车跃跃欲试：“公车质量有保障，价格有优势，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但多番打听车改进展，还是听不到有什么动静，就怕这些公车已经被内部人抢先低价买走了。”

公车改革是对部分人利益的调整，本身缺乏内部动力。没有切实约束的时间表，地方车改进度不一，导致多数城市之间对车改保持观望情绪，反倒让一些车改先行区有压力。有车改试点城市领导对本刊记者坦言，公车改革虽然取得初步成果，但也承受了很大压力，会听到各方面不同的声音。“有的地方对我们的车改力度不理解，甚至非议，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

除了车改进度不一，在率先车改城市，“以车补代替公车”的具体制度安排也遭遇众口难调的处境。“车补”怎么发，直接关系到车改能否得到多数人拥护、保障车改落实到位。

本刊记者发现，不少车改城市规定，车补标准按级别区分，但部分公务人员对此有意见。铜陵市多位基层干部反映，当地车补标准差距较大，如副处级几乎是正科级的一倍。但日常工作的实际情况是，一些基层公务员往往用车多、补贴少，在车改后，不少基层公务员甚至需要自行填补“缺口”。此外，自2009年启动了公车改革后，铜陵市车补标准已经五年没有调整，随着油价、购车养护成本逐步上升，车补也该“往上调一调”。

内蒙古自治区有19个边境旗市，这些地区大多地广人稀，基层干部出行的成本支出很大。以乌拉特中旗为例，该旗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4.5万人。一位基层干部告诉本刊记者，农牧部门同志每年下基层的频率高、时间长，且这些地区开展日常工作、灾情查访工作的用车成本、生活成本也很高。但公车改革后的车补标准按照人均计算，均摊到个人身上肯定不够，“一旦用车支出超出用车补贴，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干部下乡的积极性”。

车改可能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也必须提前预判。铜陵市反映，取消公车改革代之以发放私家车车补，可能造成私家车激增而产生连锁反应。以铜陵为例，由于车补数额与是否购买私家车挂钩，该市车改后，公务员私家车购买数量激增。“现在不光上班停车是个大问题，市区的拥堵也越来越厉害。”吴延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