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个例子，传统公共政策里讲的是政府失灵，像我们有公共产品的提供，有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有外部性的问题，像环境污染是典型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手段来解决。但是可能其他国家的公共政策没有碰到中国的事，一方面是市场失灵，但是另一方面是市场不完善，中国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所以，我们还存在产权不清楚，可能存在市场主体还没有发育起来等等问题。所以我们往往有时候把这些问题混淆了，可能问题明明是市场发育不健全，我们认为它是市场失灵，所以政府的手就伸进去了，我们想通过行政的手段来解决，最后延缓了改革，把问题拖得更糟。另一方面，本来政府应该公共政策手段坚决地跟上去，但是他认为是市场的事情，政府就不做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问题，但是对问题的本质没有抓到。政府的作为、政府的失灵和政府的体制不健全，是同样的问题，社会建设也是这样。对问题的根源，我们没有认识清楚，然后匆匆忙忙地开药方，最后改革是要走回头路的。

　　第三，改革目标路径选择的困难。现在大家讲得非常多的是我们深化改革的核心是调整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在不同的公共事务当中怎么样有机地组合，其实在全世界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一个学者把关于政府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把它归纳成全世界有四种模式，一种是空心政府模式，这种模式下，政府的权力和权威主要被市场和其他的政治组织来分割，政府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形成了一个空心政府。还有一种是去治理化的模式，这种模式追求的治理的越少越好，不仅政府减少规制，而且包括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自我治理也是越来越好，非常强调纯市场的作用。三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模式。政府是合法权力的中心，在公共事务当中要发挥非常积极主动的作用。还有一种是大治理的模式，把各种治理模式综合起来。那么，从国际经验来看，也没有说哪种模式一定就是金规铁律一成不变的。

　　在中国的情况下，在不同的事务当中，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市场能够发挥什么作用，社会发挥什么作用，并没有一定之规。不同的地方，正好清华公管学院NGO研究所最近做了一些社会治理的调研，发现温州的模式可能跟成都的模式不一样，成都的模式可能和北京的模式不一样。就这种组合，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目标模式，我们现在还在探索的过程当中。

　　下面一个问题，政策执行方面，积极推进和科学合理之间的矛盾。改革这一年过程当中，已经出台了很多改革的措施，在这个改革措施推进的过程中，实际上在很多部门和地方具体执行方面，一刀切的比较多，这个大家可能都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