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些建议。一是在当前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不应该忘记在中国公共部门的重要性。现在总体来讲，原来政府权力太大，可能需要限制政府的权力，简政放权等等，但是另外一点，中国目前实际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公共部门还是国家的顶梁柱，所以更多的改革是要怎么样使得政府更好地有效地运作，包括薪酬体制的改革。

　　二是政策制定的方式需要改革。最近关于中国智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也有批示，目前在国内关于智库建设也掀起了一个热潮。我看最近中央政治局开会，习近平主席特别谈到要建中国特色的智库体系，这个非常重要，实际上在这个智库体系内，不同类型的政策机构要有所分工，协调发展。目前中国很多公共政策问题并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很多政策研究机构互相是在竞争的，都想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政策方案递到领导人哪儿去。这样使得很多我们政策方案没有经过充分的研讨、经过多方面利益权衡拿出来，这样很容易造成失误。如果我们有真正比较好的协调分工，那么很多的政策，形成所谓的政策市场，可能对同样一个政策问题，大家有不同的方案，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讨论、辩论，最后把一些不好的方案或者不全面的方案筛掉，最后提交到决策者手上的可能是质量比较高的。这样的话，也使得我们的改革会成效比较好。

　　另外，我们决策目前的过程，还是有一点比较传统的模式，就是领导、有指示，经营层面封闭起来，起草一个文件，之后专家咨询讨论等等。特定的一些方案可能是有必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中国进步到今天，可能还有另外一些方式，通过更公开的一些方式，让更多的社会各个层面来参与到这些政策的讨论甚至辩论，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汇集民意，形成共识，这样的政策可能质量会更高。

　　三是关于民意的问题。现在网络社会的存在，往往网络的声音可能会被放大。但是另外一点，在所有的社会里面，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政策讨论的现实，千万不要把少数的网络的声音当成全体的民意，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政策出现偏差。

　　四是关于改革的节奏问题。2020年，当时我们提到作为一个节点，希望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制度框架。刚才王院长提到了非常好的时间点的想法，有些是不谋而合的。可能这样，我们做一些基础性的改革，应该基本完成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年改革的碎片化，包括前前后后的反复，一些基础性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能不能把一些基础性的改革，到2020年坚定不移地把它完成，我们这次提出依法治国，像我们的基本财税体制，这是国家现代化必须有的制度框架，这个必须得坚决推进。另外，领域性的改革，能够把方向理得比较清楚，但是要想完成，可能还没那么容易。比如关于混合所有制的问题，这个国有企业的改革，另外建立现代国家社会性的监管体系，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逐渐完善，这个方向非常清楚，然后逐渐推进。还有一些具体的改革问题，我觉得要根据情况来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一些比较枝节的问题，来动用大量的改革资源去浪费时间，那样可能对改革整体的全面部署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