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应当引领国家养老金结构调整，走社会成本最低和社会治理效益最高的路径。

中国养老金进入改革期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进入老龄社会时(1950~1975年)应当有完善的养老金制度，做到全覆盖、保基本;深度老龄社会时(1975~2016年)应当进行结构调整，夯实基础养老金、开发个人养老储蓄;超级老龄社会时需要加强管理，改善制度和老年生活质量。中国正在接近深度老龄社会，需要将完善养老金制度和结构调整两步并作一步走，同期建设国民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养老储蓄制度，前者讲公平(排除身份、人人享有)，后者讲效率(努力工作、有效投资、增加积累)。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恰逢其时，既要解决事业单位的尴尬境地，也要推动中国养老金结构调整。

在现行养老金制度框架内，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遇到如下问题

　　首先是筹资责任问题。一是高达用人单位工资总额20%的缴费责任，财政应当负担多少，用人单位如何列支，由此加大的公共服务成本由谁负担?二是事业单位中有大量的制度中人，几十年工龄视同缴费，应当由谁埋单?有这样一位教授，在武汉某大学工作31年，后在广东省某企业大学工作11年，在广州市退休时，31年视同缴费工龄没人埋单，只能在补缴4年养老保险费后领取最低养老金，这个故事不是偶然的。1998年，在国企改革中提前退休人员视同缴费工龄至今没有得到补偿，因而用尽职工个人账户资金，这个教训不能再重演;这是转制成本，即不能拖欠老职工的，也不能带入现行养老保险计划，加大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和负债。但是，如果要求财政同期支付事业单位老人的退休金、中人的工龄补偿、新人的部分养老保险缴费，这将是数以几万亿元的规模，难以承受和持续。显然，这是一个两难问题。

　　其次是待遇协调问题。让事业单位职工同时接受缴纳养老保险费(8%)和适度降低养老金待遇的双重减法式改革，困难很大，特别是对家庭负担较重的青年学者而言，可能导致人才流失;即使建立职业养老金计划，也需要单位和职工筹集资金，继续增加单位负担和减少职工当期收入(2%~4%)。同时，还要协调改革前后的养老金待遇;事业单位养老金待遇对企业同等学历和职称的人员具有参照性，不能忽略年近70~80岁的企业高工的养老金待遇。

　　三是人口老龄化的影响。2016年中国出现50岁退休高峰现象，源自1963年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女性职工，届时年满50岁，在本年度内大量退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赡养负担明显上升，这可谓揭开了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疮疤的事件。面对人口老龄化，缴费人数下降、领取人数增加、企业费率亟待降低、养老金待遇不能降低，即使用国企利润和资产偿还了当年国企提前退休职工的视同缴费的养老金负债，现收现付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计划的生命力还有多久，值得事业单位向其靠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