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位月薪8000元的事业单位人员为例，并轨后参保的话，单位需缴纳工资的20%即1600元，个人按工资的8%需缴纳640元;此外，还需缴纳职业年金，这既可能完全由单位承担，也可能是单位+个人缴费，取决于并轨方案最终如何确定。

　　业界曾测算，机关事业单位并轨改革后，如果单位缴纳的社会统筹费率20%，职业年金8%;个人缴纳个人账户资金8%，职业年金8%，那么养老保险总费率或高达44%，这些钱由谁出、怎么出，都是难题。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杨燕绥教授认为养老金并轨的最大难题在于找钱困难，财政不太可能为所有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出资，但筹资机制不解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就走不下去。

　　唐钧对此持相同看法。按他的测算，3100万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新缴纳的社会保险，包含养老、医疗、生育等，每人每年平均1万元，一年是3000亿元。如果要实施职业年金制度，则需要再缴纳1万元，又是3000亿元。每年新增6000亿元的投入，即使由个人分担一部分，大头也是需要财政投入。

　　其实国务院早在2008年就出台方案，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和重庆等五省市试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但6年来，除广东有所突破，其他地区都没有实质进展。而不少外界舆论将试点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事业单位人员对改革的担忧和抵触。

　　但在唐钧看来，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如果并轨能保障两个前提，一是待遇不变，二是先涨工资再缴费，事业单位人员为什么会反对呢?最大的障碍还是筹资的困难。

改革的目标绝不是帮财政省钱

　　自1993年发布《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明确事业单位改革方向开始，我国事业单位改革已经进行了21年，但一直进展曲折。

　　1993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取向。1996年，事业单位全面改革开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摸索在体制上将事业和产业分离运作。

　　20多年来的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总的方向是一种市场取向的改革。但在唐钧看来，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当年的改革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需要对这种市场取向进行反思。

　　他以2005年医改为例，当时我们提出‘医改不成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投入太少，政府对医院的投入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50%以上下降到21世纪初的15%，因此造成了很多问题，这是社会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