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朝阳分析称，“我们从2000年至2014年，年均增长速度是11%。但是我们这14年，劳动生产率仅仅提升了8.9%，也就是说我们工资的提幅超过了劳动生产率，这本来就是不健康不良性的。但是又没办法，为什么呢?工人的工资又不能不提，这是一个获得感的问题。”

在人社厅任职多年，郑朝阳认为出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广东的产业太低端，“实际上，我们的工资水平比上海还低，但我们的成本比人家高，说明我们的产业低端。人家生产一百元钱的东西，投入的人工成本就低的多，也就是说人家的产业比我们高端得多。”

说到该问题时，郑朝阳显得有点焦虑，“所以，广东唯一的办法，只能够是转型，提升我们整个产业的附加值。”记者追问说，这一现状是否加剧了企业招工难和不涨工资的矛盾。郑朝阳点头称，“这个矛盾就更突出，是一个恶性循环，很多企业难以为继，就是这个道理。”

在接受新快报记者专访的最后，郑朝阳提出，“广东在产业又是这么低端的情况下，基金的支付压力又这么大，怎么确保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平稳，又怎么样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正在研究应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