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个地步，苏区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转变成为政治危机了，主要体现在扩红(即红军的招兵)上。进入1933年以后，苏区的各种宣传机器开始连篇累牍地鼓吹扩大红军，批评各种扩红的不力，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程，这种宣传是愈演愈烈，表明了扩红也愈来愈困难。战况的不利，无疑加剧了扩红的难度，一次长汀“扩大了五十七个新兵，但欢送到省苏(省苏维埃──笔者注)只剩了五个人，其中三个有病的，结果去前方的只二个。”[54]不仅扩红难，红军中的逃兵也愈来愈多。在“『扩红突击月』──1933年5月的一个月中，红一军团(林彪部队)逃兵就有203人;红三军团(彭德怀部队)逃兵98人;红五军团逃兵200多人;红独立一团逃兵102人;而同年十一、十二两个月中，开小差回家者，竟达二万八千多人，仅瑞金一县逃跑回家者达四千三百多人。”不得已，最后只好采取将地方部队和赤卫队整建制编入正轨红军的办法，来补充兵源。苏区老百姓对苏维埃政权的信心也在整体滑落，在这一时期，有地方甚至出现了整乡整村的农民逃往国民党统治区的现象，以至于红军不得不严厉镇压[56]。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军，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出发，结果一出苏区，就被包围打散，成千人连对方一个排的阻击都冲不破，“指挥员动摇，不沉着指挥应战，队伍也就无秩序地乱跑”，基本上是全军覆没[57]。中央红军长征，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过半，八万人剩了三万，其实也是逃亡的居多。据蔡孝干回忆，长征一开始，出了苏区，红军就有大量逃兵，到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兵力已损失三分之一”。很明显，此时红军的战斗力和士气，都已经今非昔比了。

四　余话

陈毅在1946年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关于土改)下达后，曾经说过：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走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最后就发展到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消灭地主，以至消灭富农，并损害了中农，造成一系列的错误，走了陈独秀的反面。同样的绞杀了农民运动，在政治上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造成了党的孤立。”[59]作为动员工具的土地革命，最后走到动员的反面，“造成党和农民的严重隔离”，无疑是中共领导人一种刻骨铭心的教训，只是走到这一步，并非仅仅是所谓“左倾路线”之过。无疑，从苏联回来，受过系统马列主义训练的留苏派，跟毛泽东等土生的共产党人是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留苏派看来，是布尔什维克化与否的区别，而在毛泽东看来，则是土包子和洋包子的分别，实际上则表现为土包子往往比较务实，尤其在战争策略的选择上，更加灵活一些。这种分别和不同，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比那些能背诵大段马列原著的洋包子，对列宁主义更有悟性，至少作为革命家而言，他们其实心有戚戚焉。以“阶级分析”来切割中国社会，高度的组织控制，用暴力和宣传进行动员，革命手段的无限制，道义原则的工具化等等，在这些核心内容上，毛泽东跟列宁恰恰有着最大的相似性。所以，苏维埃革命问题上，留苏派和本土派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