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查田运动中，大批“地主”、“富农”被查了出来，瑞金黄柏区一地(辖十二个乡)，居然查出了“二百七十家以上的地主富农”，是过去三年中处置的地主富农数(122家)的一倍多[41]。据陈永发考证，毛泽东在查田运动中采取从宽定义的方式，以增加地主富农的比例，达到动员的目的。一旦目的达到，再给那些被划错者平反。即便如此，还是遭到中央的批评，被视为右倾[42]。

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下，甚至征粮征税，发行公债也需要以动员的方式进行。1934年1月的全苏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完成征粮征税和发行公债的任务，必须真正依靠广泛的群众动员，必须学习兴国永丰区，瑞金云集区，长汀红坊区的动员方式，特别是兴国长岗乡，博生七里乡的经验，必须事先组织积极份子，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带头先交，必须彻底消灭过去对于推销公债的命令摊派，及不做宣传解释，便进行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方式，一切消极怠工，不去动员群众，不相信群众帮助战争的热忱，只说：“群众困难不能推销”“非摊派无办法”的机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的份子，必须受到无情的打击。

这样的无情打击，落到了时任苏区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的邓子恢头上，其罪状主要有两条：

一、邓子恢认为苏维埃政府把种种税金加到农民身上，使农民生活困苦，甚至比“革命”前更坏。二、在负责领导财政部工作期间，始终不发动群众来做筹款工作，以为苏区内的豪绅地主早已完全打倒，再没有余款可筹了。

由于征税和发行公债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在斗争了官僚主义和机会主义之后，不动真格也征不上来，甚至强迫命令也不济事，所以必须打击反革命份子，“严查这些反革命份子，提到广大群众面前审判，把他提交法庭治罪”。显然，要粮要钱，不流血是不可能的。

不过，即使依靠严厉的血腥手段、过度的动员方式，依然不能疏解苏区的经济困境。鄂豫皖苏区在被放弃之前，1931年下半年，已经出现了粮荒，“外面不能输入，内面储蓄已罄”[46]，只能“用互济组织，割麦队、割谷队到白区夺取豪绅反对派的，没收赤区地主富农的，节省(机关吃稀饭等，红军仍吃干饭)，加紧生产(种瓜、豆、荞麦)等办法勉强过去。”

自1933年春天起，粮荒也袭击了中央苏区。机关工作人员被要求每天吃两餐，只有十二两，要省下四两上交。后来，改吃稀饭，甚至米糠、苦菜和树叶。列宁师范学校由于天天吃稀饭，被戏称为“稀饭学校”。同时期苏区中央政府的训令中，也提到苏区已经出现了将种子吃掉的现象，而且说“黄秋菜、笋子、苦斋、艾子、砂枯、同蒿、黄金(野山姜)苎麻叶等植物，都可采来充饥，并且无碍卫生。”要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上山采摘，多种蔬菜，不能“放任不理，空口叹气”。为了救荒，苏区中央政府还发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的命令，以免税的优惠，鼓励农民多种地;在这个训令里，甚至连富农种荒田，也可以得到一年的免税[50]。黄克诚在回忆中提到连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红一军团，都没有盐吃，规定前线部队勉强每人每天八分(不足一钱)盐，而后方则没盐吃[51]。1932年底湘赣苏区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说，苏区第八军由于营养不良，脚气病流行，全部人员不满两千，抵不上过去一个师，“还有一千上下的枪枝没有人背。”[52]这样的危机，一直到红军长征，都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在长征前夕，苏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还登出号外，大字标题写着：“红军等着二十四万担粮食吃!”到该年的7月9日为止，“粮食突击(征粮的突击──笔者注)还只完成一半任务”[53]。这一半，实际上已经是竭泽而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