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差异显然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为文化和家庭因素。比如韩国和日本，一般被认为属于东方的儒家文明，注重孝道和家庭供养，但是两国的“实际退休年龄”却都显著高于“养老金年龄”，有相当大一部分老人需要在领取养老金同时去工作，这可能和传统家庭结构、老人生活压力加大或者适合老人就业的岗位较多等因素有关。再比如福利的因素，如果国家关于医疗、住房和失业其他相关福利很高，老人们也可以选择不工作;另外还有政治经济的因素，比如政府为缓解财政支出压力而提升“养老金年龄”，但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已经形成，很难及时更改等。

由此可见，中国所谓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主要关注的是渐进式提高领取国家基本养老金的年龄，并没有对人们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只要把二者区分开来，一些担心和误会就会消散。

延迟退休不可怕

延迟退休不是一蹴而就，必然会和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按照渐进式的方案，延迟退休其实对近10年即将退休的人群不会产生较明显影响。未来将出现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时间表，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预计延迟几个月，80年代出生的人预计延长几岁左右，真正能明显影响人们生活的时点肯定会出现在20年后。

从国家层面讲，延迟退休年龄是国家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战略措施，并不仅仅是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单方调整。中国的人力资源对于经济发展是宝贵的，在医疗卫生、教育、科技、管理、高级技工等人力资源高附加值的领域和岗位，让积累几十年经验、身体好、有工作意愿的人过早离开工作岗位，确实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样，对于很多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和岗位，或者遇到家庭困难等特殊情况，有提前退休的意愿，也需要在政策设计上给予特殊考虑。

因此，延迟退休政策必须给出一定区间范围内的政策弹性，让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家庭，根据自身情况和家庭生活安排自主、合理而又信息充分的情况下做出合理选择。

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人均预期寿命逐渐增加，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越来越多，面对“70后、80后和90后”人群，“50后和60后”人群在先行进入老龄社会的OECD国家里被称为“年轻的老人”。不少国家通过增加他们的就业，来解决就业人口减少、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负担重、企业和劳动人口税负较重、老龄人口购买力下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老龄化社会需要未雨绸缪，政府和社会须做好准备，避免因未备先老而发生社会问题。其中，帮助和引导年轻老人“50后和60后”人群渡过难关显得尤为关键。中国“50后和60后”人群的一部分人因历史原因，受教育程度低，持续就业能力不足，应当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以帮助他们提高持续就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