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问题上，人大预工委也和我交流过。实现税收法定，首先以后的税收要经过立法，现在通过条例收的税不能不让收了，而是要上升为法律。那这个过程，是直接上升为法律，还是要经过论证?只走一个形式意义不大，法律要经过充分论证。在没上升为法律之前，我提出只能减税，不能加税。

记者：今年你还会继续关注税收相关的问题吗?

赵冬苓：会。去年我提的预算委员会的问题，全国人大解释了一下现状，主要是牵涉到机构改革比较复杂，暂时没有解决的条件，但我还想继续提，继续呼吁。因为有专家告诉我，广东已经有很多市成立了预算委员会，而且运行得很不错。

【关注契机】

“国五条”后楼市爆棚引发对税收关注

记者：税收法定是专业性很强的一个话题。你作为一位编剧，为什么会成为这一领域的民意捍卫者?

赵冬苓：机缘巧合吧。2013年我刚当选人大代表，恰逢“国五条”实施，许多地方二手房交易市场爆棚，夫妻甚至为此离婚。这个现象当时引发了我对税收问题的关注。“国五条”是完全合法的，但各地在实施过程中也显示出一些不严肃性。

记者：为了“跨界”，你进行了怎样的知识储备，做了哪些调研?

赵冬苓：我是外行，第一个议案的起草是在财税专家的帮助下完成的，北大的刘剑文教授亲自帮我修改。从那之后，“人找人”的，不知不觉我就认识了很多财税专家。

记者：所以你觉得人大代表的专业背景是否重要?

赵冬苓：我觉得从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来说，代表都拥有一定的专业背景是很难的，大部分代表不可能是专家，专家的数量太少了。

从人大的角度来讲，谈到税收立法时，也会有专家说你把税收立法权给人大，人大也没有这种力量啊。确实人大代表的产生、构成、制度设计中，缺乏这方面的专业力量。所以后来我和一些学界的人商量，建议人大成立预算委员会，充实这方面力量。

记者：关于税收法定的议案，你跟主管部门、比如政府官员接触和沟通过吗?

赵冬苓：完全没有。这几年我提任何建议，都没有征求过政府官员的意见。我觉得我是人民的代表，我要代表的是民众、社会、学界。

【推动过程】

亲历“一场立法的民主实验”

记者：立法法通过前后，经历过重大的条文变动，你所倡议的“税率法定”等条款在三审稿中一度被删。当时你是怎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