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时不能做‘一锤子买卖’，必须重视合作的可持续性。”在对比了国外一些博物馆的成熟经验后，郑奕认为，馆校合作不能只局限于师生在博物馆内的参观学习阶段。参观前、参观中、参观后三个阶段的教育活动也应该统一规划与实施，形成完整的链条。郑奕介绍，美国史密森博物学院的“专家学者在学校”项目、国立美国历史博物馆的“让我们一起做历史”巡回项目都采用了驻校服务模式，博物馆会指派专业人员进驻课堂，指导学生确定学习方向、收集组织信息、设计制作展览、评估学习成效等。

“馆校合作项目不仅要关注学生的体验学习，也要重视对教师能力的培训与提升。”史家小学教学主任郭志滨坦言，博物馆的文物教育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要求很高，因而对学校老师的专业化培训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国内，一些博物馆也开始尝试师资培训。上海科技馆开办了“博老师研习会”，目前已有268人次教师参与。该项目旨在通过观摩场馆、专家讲座及课程设计研讨等形式，帮助教师熟悉馆内教育资源，了解博物馆探究型学习的理念和做法。

此外，在采访中，有不少教师表示，承担馆校合作的相关工作不能算作绩效考核时的工作量，在职称评定时也没有多大帮助，因而馆校合作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受到影响。对此，郭志滨认为，未来的职称评定可以把承担社会实践课程作为参考指标之一，真正从制度上激发老师的参与热情。

“在促进馆校合作过程中，政府也应有更大作为，在政策上应加大扶持力度。”郑廷伟表示。

据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康友统计，各省级行政区出台的馆校结合政策达100多项，但各地并不均衡，部分省份还没有出台馆校结合相关政策。王康友建议，国家在馆校结合政策的落实层面出台一些细则，确保政策落到实处，比如为提升学校的积极性，国家课程标准中应增加场馆学习内容，中高考题目中出现与科技馆展品或者活动相关的试题等。

“我们在博物馆里聆听历史”

——北京史家小学与博物馆走向深度融合

本报记者焦以璇

“如果说老师的课堂讲授是一种知识输入，那么孩子把自己心中的博物馆画出来就是一种输出，他们学会了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看待文化。”

“在金色的沙滩旁，有一个水下动物博物馆，陆地上的动物游客们可以戴上氧气罩，进入海洋参观。”在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史家小学共同举办的“我心中的博物馆——儿童绘画、摄影、手工作品展”上，史家小学四年级学生鲁芮伊为她的作品《水下博物馆》写下了这样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