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主要一直争论的两种意见——中国走大城市发展道路，还是走小城市城镇发展道路——在城市化进程中彼此消长。刘士林说，2000年前，以国务院1989年制定的“三句话方针”——“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为代表，城镇化派占上风。从2005年“十一五规划”开始，城市群、国家中心城市等目标逐渐进入国家战略框架，大城市发展模式开始占据上风。

刘士林说，由于三农问题很突出，由于大城市病频发，城镇化派有所回潮，所以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明确为城镇化。时隔两年，经济工作会议套开会由“城镇化”变“城市”，刘士林认为，这不止是个概念的变化，也折射出中国城市化内涵和思路的一些微妙变化。

刘士林表示，现在重新使用城市和城市化，可以说一是对全球都市化进程的主动回应，二是限于中国城市化水平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不算高，所以选择了中间层级的城市这个表述。但从深层次看，也表明在新一轮的城市建设中，主张走“小城市和城镇发展”的一派意见重新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问题。

袁崇法认为，“城镇化”是中国特有的概念，在国际上普遍提的都是“城市化”，国外的城市仅有大小的区别，而无等级之分。

袁崇法说，把镇和城市分开会造成混乱，比如镇民和市民的户口如何划分就是问题之一，“如果提城镇化，就还是有城市和镇的区别，小城镇再小也是城市，所以更准确的应当是城市化。”

袁崇法告诉北青报记者，虽然现在已少提“控制大城市规模”，但大城市的承载力决定了这个调子是不会变的，现在的思路是从“堵”向“疏”转变，“中西部城市发展起来，农村富裕，公共服务搞好，就业机会增多，自然会减少向沿海大城市、北上广的涌入，人们选择的机会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