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告诉北青报记者，2011年，国务院发布了全局性和综合性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3年，中央召开首个城镇化工作会议;2014年，首个《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进行了如7大国家级城市群、5大国家中心城市等战略布局;此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三大国家区域战略陆续展开，新农村建设、建设美丽乡村、保护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农村建设规划编制等大政方针陆续出台，“可以说在空间规划和城乡建设方面是‘理念已经明确、蓝图已经绘就’。”刘士林表示，在人口方面和城市规模的划分方面，也有新的政策和实践在进行，比如不同规格城市的梯级落户政策和“3个一亿人”的任务目标已经提出，“五类七档”新标准及各种扩权县、省辖镇在一些地区已先行先试。

刘士林认为，时隔37年召开的“升格”城市工作会议，其实更多是一个“总动员”性质的会议。刘士林说，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城市建设和经济增长同步减速，城市人口、空间及政策红利逐渐减少，各种在快速发展中掩盖的问题和“后遗症”迅速浮出水面，城市内部、城市之间都有许多问题和矛盾要解决。城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前夕，召开一个具有全国总动员性质的会议，使不同规模的城市群、城市进一步明确主要战略目标和任务，不仅十分重要也十分及时。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同样认为，系统性的和长远性的内容在两年前“套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此次会议更强调“问题导向”，是一个工作性质、任务型的会议。

袁崇法说，比如常住人口的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这些都是刚出了文件，再强调一下，另外城市基础设施的跟进，安全、救灾救援，突发事件的处理，都是目前存在的问题。

“推进的路径、重点目标已经部署很清楚，现在要使各方面有紧迫感，认识到其重要性，把工作部署好。”

背景

从城镇化工作会议到城市工作会议

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举行。两年后，同样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举行。同样是经济工作会议的套开会议，名字从“城镇化”变成“城市”，其中有何深意?

刘士林告诉北青报记者，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1949年至1978年缓慢而曲折的城市发展时期;二是自1978年至2000年中国城市发展逐渐恢复元气并很快踏上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公路;三是自新世纪以来逐渐融入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城市发展主流、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