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童事件发生后，各地处理方式明显有差异。有的地方在处置问题教师时，没有严格依规执行，放松了执行标准和执行期限；有的地方只顾着抓典型个案，背离了“一碗水端平”的处理原则；有的干脆上演了“高举轻放”的戏码——对受害学生、家长进行安抚劝导后，当事教师短暂停职又重新上岗。细思之，本质却是相同的——往往以行政意志、道德训诫取代法律程序。

对于虐童案的处理，多部国家法律已有相关规定。比如《教师法》规定教师“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以及“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并且专门提到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要求学校“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对于教师虐待未成年人的行为，《刑法》则有故意伤害罪、猥亵儿童罪等罪名。

教育部也针对虐童和体罚学生事件的处理下发了多份文件。《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指出，“体罚学生的和以侮辱、歧视等方式变相体罚学生，造成学生身心伤害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记过、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撤销专业技术

职务或者行政职务、开除或者解除聘用合同等处分。《教师资格条例》则规定，“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而且5年以内不能重新申请。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这么多法却不能有效遏制类似事件的接连发生？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有法不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法难依。

现有法律法规对师德问题作了许多原则性的阐述，但实施起来却不好把握。“经教育不改”和“影响恶劣”，是对问题教师实施惩罚的前提要求，但在执行中，如何界定“影响恶劣”，各地的宽松度把握缺乏一致性。至于“经教育不改”的前置条件，一方面对临时起意的虐待行为没有约束作用，另一方面也给问题教师逃脱法律制裁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不是还可以“经教育”吗？“视情节轻重”又如何判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执行标准，具体惩处措施均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裁定，法规执行存在随意性和不均衡性。

同时，对虐待儿童的专门法律界定也存在缺憾。现有刑法缺少专项罪名，适用于虐待儿童的条款均不是为未成年人这一群体专门设立的，“虐待罪”的适用范围则只局限在家庭成员内。教师对儿童实施虐待行为，除非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伤害，否则刑法构不成约束力。身体和心理均处于成长阶段的儿童，其承受外界打击的抵抗能力远比成人低，拿保护成年人的法律条文来保护儿童，其约束效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