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共北方特科也想利用冯玉祥在西北军的旧关系发展华北武装。双方不谋而合，随着冯玉祥向中共承认1927年背离中共的错误，双方很快达成默契展开合作。在中共的帮助下，冯玉祥以日军侵占察哈尔致华北危机为契机，利用以前老部下的关系在张家口四处联络抗日力量，争取各界支持。很快，冯玉祥聚集了众多旧部和杂牌军，成立了抗日同盟军，据冯玉祥自述，抗日同盟军总数有12万人。尽管这支部队成员复杂，番号建制均不划一，装备亦相差悬殊，但冯终于又有了一直自己掌控的武装力量。（吴成方《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
　　抗日同盟军建立期间，中共北方特科做了不少工作，且政策得法。比如尽管当时中共认为同盟军的直接作战目标首先是严重打击蒋和张的军队，‘抗日’前途只是一句漂亮话，但他们在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很讲究手法的，比如当时中共方面的负责人吴成方回忆说：我们起初与冯玉祥商定的不提打倒南京政府和其它军阀，而只提打倒日木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样，一些地方杂牌军人甚至军阀，看没提他们，就不会与我们为敌，我们甚至可以逐步争取他们来抗日。抗日同盟军在成立时，对外界公布机构，几乎都是冯玉祥的旧班底。局外人根本看不出红色。这样做可以先麻痹日本和蒋介石，使他们不摸我们的底细。如果照这样先搞下去，壮大了抗日队伍，也壮大了我们领导的武装力量，是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来的。由此可见，这种注意利用冯玉祥这面旗子，不公开共产党的旗帜，不提关于南京政府如何反动，地方军阀如何不好的话的工作策略还是很成功的。冯玉祥很赞同这种策略，称之为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这种方式既避免给蒋介石以口实攻击同盟军赤化，又使本来对中共心存戒心的冯玉祥开始信任中共人员，认为共产党的朋友是要交些个的，不怕什么危险的。（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
　　正是在双方的努力下，抗日同盟军成立以后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举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并且经过五昼夜血战，于7月12日收复了塞外名城多伦。这一仗是日军入关后吃的第一个败仗。
　抗日同盟军但临时中央认为冯是亲日军阀，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然而，就在抗日同盟军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共对冯玉祥的态度却出现了逆转。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错误地认为冯是北方的亲日军阀，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经过他伸手到中国北部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冯自己也想勾引日本进攻察、绥，以便在日本支持下建立变相的第二满洲国。临时中央认为，冯玉祥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冯与其他高级军官是在玩他们的把戏，他们可以每天改变他们的颜色。临时中央甚至把南京国民政府对冯玉祥的绞杀，看成是蒋、冯之间争夺卖国权力的互相火并。正是在这种判断之下，1933年6月到8月间，临时中央一再发出指示：我们对冯等不应有丝毫幻想，我们利用他的态度只能是和他建立一种非正式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建立的惟一目的，只是为着暂时便利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为了争取土兵群众，为了增加下级军官的动摇，为了观察在冯周围的几个部队的倾向，我们必须从冯和其他军阀那里夺取领导权，而在我们的旗帜之下领导反对一切反革命队伍的战争。
正是在临时中央的指示之下，河北省委派柯庆施到达张家口，之后中共在抗日同盟军中的政策便越发激进，据吴成方回忆说：柯庆施陆续通过河北地方党组织调到张家口很多干部，其中有做工运、青年团，学校、抗日御侮救亡会等群众工作的，也有搞军队工作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柯庆施初步熟悉了张家口的斗争情况以后，便采取了同我们原来那一套截然不同的做法，开始打倒一切。他和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认为冯玉祥、吉鸿昌、佟麟阁等都不是真心抗日，甚至也把他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疏远了抗日同盟军中的非党军事干部，对于外围关系如晋军和东北军也不予理睬了；在党内，则对原来与冯玉祥一起工作的或属于我们派去的干部采取排斥态度，或调离工作或撤销职务，甚至开除党箱。在工人、学生、士兵中发动了罢工、罢课、罢操的运动，公开反对冯玉祥。……冯玉祥正在踌躇满志地组军抗日，以待东山再起，忽然朋友们换了态度，把他当做了敌人，他当然不会同意更不会理解这种做法的。（吴成方《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