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清党，冯玉祥第一次与中共交恶
　　北伐期间农民协会抵制冯的部队征粮征兵，引起了冯的很大反感。
　　1926年底冯玉祥与广州国民政府合作北伐时，正当国共合作，加上苏联给了冯不少武器弹药援助，因此冯与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很密切，合作也比较顺畅，比如他在其控制的陕甘等地支持组织农民协会，主张提高工人的工资等。然而，随着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不断扩大，军饷和武器装备问题日益凸显：此时国民军人数约20万，本来广东国民政府应允每月拔款100万元，但实际领到仅60万元，且当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认为冯已据有陕、甘、宁，便把拔款减为30万元，但这些款项也因交通阻隔，汇兑不通，亦等于无。而陕、甘、宁贫瘠，加之连年战火和盗匪，基本已山穷水尽。同时，由于路途遥远，运费昂贵，苏联答应援助的武器装备虽多，但实际运到的数量并不大，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据冯玉祥所述，1927年初，国民军的士兵已是衣履俱无，粮秣不给，军械缺乏，俱赖补充，凡此困难已非一日。每日自晨至夕，各将领索饷请械之文电必至百余起，毫无应付之方，实陷匮绝之域。对此，冯玉祥虽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
　　为满足粮饷需求，冯玉祥在陕甘境内征粮征兵愈加频繁，农民苦不堪言。而恰在此时，中共在冯的地盘上推行激进的农民政策，组织农协拒绝国民军征粮收税，甚至捕杀乡镇官员，据冯玉祥回忆说：有一天一位国民二军的何旅长很愤慨地报告一件事，说他们部队分驻西安附近数县，农民对于纳租、纳税都严加拒绝，每逢征发给养，必受当地农民协会的反对。农协在党部的主持之下，非常凶横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长官的同意与准许，就私自擅行捕人杀人，有几个乡镇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们用铡刀腰斩。说着他就拿出省农民协会发给各县农协的一封信来，上面说，本党有生杀予夺之权，你们看着地方败类，该杀的只管捕杀云云。这样一来，不但扰乱了冯玉祥的统治秩序，还让国民军的粮饷困难雪上加霜，这就不能不引起冯玉祥的极大反感，他觉得工农运动影响他的税收和军队的给养，因而断言：农民对绅士的斗争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特别是蒋介石开始反共后，中共在陕甘境内动员工农群众反蒋，声浪甚高，这些显然超出了冯玉祥的容忍限度，因此对中共更加不满。
　蒋介石以重金极力拉拢冯玉祥，冯表示谁的力量大，我们就和谁合作
　　正在冯玉祥为军饷和中共的激进举动苦恼时，国民政府分裂，汪精卫（武汉）和蒋介石（南京）都想拉拢坐拥数十万国民军的冯玉祥，因此皆许以重利。而冯也正好利用处理宁、汉对立的时机筹谋向双方索取军费，以解国民军的燃眉之急。比如，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在郑州会面之前，便向武汉政府要求每月拨给军费300万元，而武汉政府仅允150万元，且实际仅给60万元的纸币、国库券和铜元。在郑州与汪精卫会面后，冯玉祥又要求武汉政府发给步枪10万支，子弹50万发，大炮500门，现款200万元。汪精卫回电说武汉政府所属全部军队也没有此数。尽管郑州会议上武汉国民政府不惜把豫、陕、甘三省的党政军大权都交给冯，但在冯看来，武汉政府已经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
　　相形之下，得到列强和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经济实力则要雄厚得多。武汉政府控制的两湖地区税收总计不过3000万元，而蒋介石控制的地区，仅广东一省即有8000万，江浙连上海之关余及市政收入亦有8000万，蒋介石控制的各省收入总计约在2亿以上。（李朝阳《冯玉祥背叛大革命的原因论析从双重身份双重目标视角的考察》）蒋介石对冯玉祥的拉拢也要实惠得多，就在郑州会议结束后两天，冯玉祥便赴徐州会见蒋介石。为了把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蒋介石可谓费尽心机：（1）给足了冯面子。蒋介石亲率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到黄口车站迎接，亲自用专车将冯玉祥接到徐州；（2）马上给冯玉祥发军饷。冯玉祥一到徐州，蒋介石当即赠与50万元犒赏冯军，并应允自7月起，每月拨给冯军军饷250万元；（3）明白冯部被张作霖和张宗昌等部威胁的处境，答应冯玉祥要共同北伐以减轻其军事负担。（4）蒋介石还以山东地盘相许，对此冯玉祥大喜过望，认为此实千载一时之机会。不乘此脱颖而出，一旦山东政权被人拿走，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