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柯庆施等人的运作下，里红外青的西瓜政策被认为是以拉拢与巩固军阀集团代替组织群众。1933年5月27日，柯庆施等在参加察哈尔御侮救亡大会的游行示威时，大喊打倒南京政策的口号，并组织群众砸毁察哈尔省国民党党部。6月8日，中共前委命令工人纠察队捣毁国民党平绥路特别支部。在《老百姓报》报社的外墙上也被刷上为建立察省苏维埃斗争！的大字标语。甚至在同盟军收复察北失地的当口，临时中央竟然命令北方党组织必须抢在冯企图摧残我们之前，先发制人，在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发动以兵变为中心的革命武装暴动，企图把抗日同盟军变成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是拟定中的暴动还未发动，冯玉祥就己下野，同盟军也随之瓦解。（《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
　　这些作法，给急于寻找借口镇压抗日同盟军的蒋介石提供了便利，因此冯玉祥头上除联俄、联日罪名外，又加上一条赤化。国民党各级党部纷纷炮制察北赤化危机、声讨赤化的舆论。蒋介石从南昌发给汪精卫的电报，也明确表示：冯在张垣为共党荧感……冯有今日，因早料到，今其赤色旗帜已益鲜明，使中外皆易认识，不为所蔽．则中央处置更易。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6月中旬，何应钦便派庞炳勋等以到察省剿赤为名，进犯察哈尔边境，逼冯玉祥下野。（李朝阳《冯玉祥与近代中国政治》）就这样，冯玉祥本想联共东山再起，中共的激进政策却成了其掌控局面的一大障碍。
　　苏联也认定冯玉祥是日本代理人，拒绝向其提供援助
　　让冯玉祥更郁闷的是，他从苏联获得援助的愿望被苏联总领事否决了。据高兴亚回忆说：冯叫我到天津跑一趟，找苏联在天津的总领事谈谈，试探一下，在械弹方面苏联是否可以象北伐时那样，给我们直接援助或假手外蒙古政府给予支援。苏联驻天津总领事的答复是：除非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两面作战的决心，那时才有可能给冯先生以军火援助。因为冯先生对日作战，我们若接济械弹，是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口实，助长其北进派的嚣张气焰。您须知道，我们还有西方的法西斯大敌呢？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可完全是衷心的实话，以免冯先生存有一个不现实的幻想，影响他的实际军事行动。总之，他坚决表示，现在苏联不可能在察哈尔帮助军械。
　　不仅获得苏援无望，更可悲的是苏联当局对冯玉祥及其抗日同盟军也持完全的反对态度，同盟军刚一成立，苏联《真理报》就发表消息说：冯玉祥和方振武的行动是反对南京政府，是在为日本人服务的。由日本代理人直接资助并指导的冯玉祥集团采取了反对南京政府（蒋介石）的态度。冯玉祥表面上当然是反对‘日本军队’的，而实际上他是日军的急先锋……冯玉祥的活动为日军指挥部在察哈尔发动新的进攻并占领张家口提供了绝好的借口等等。由此，冯玉祥联共求苏援的目的也落空了。
　　冯事后以一半固为抗日，而一半仍怀别种企图来解释察哈尔抗日失败
　　冯玉祥联共的两个目的都落空了，而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却让张家口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冯玉祥注意到，群众运动中已经出现了工人、农民做工要求增加工钱、缩短时间，以及空喊革命等倾向。为了维护西瓜政策，冯采取一些措施限制中共的活动，如下令取消同盟军总政治部，禁止宣传队上街讲演，禁止呼喊打倒南京政府的口号，派人监视平绥路工会领袖，改组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日报》编辑部，不准登载有关红军苏维埃的言论。冯的这些行动对秉承激进政策的中共党员来说无疑是在出卖同盟军，因此他们提出我们必须在同盟军战线内部开展阶级斗争，决定组织一个反对取消抗日同盟军的运动。这个运动斗争的对象是老冯。这样，中共便在张家口发起反对冯玉祥的反妥协运动。冯下令不许士兵参加此运动，中共便组织士兵在军营内写抗议书。为扩大反妥协运动规模，中共还在抗日同盟军各部队中开展下层士兵运动，组织反长官斗争。如第四师某部士兵开大会，将长官捆绑起来；骑兵五、六师在党的领导下驱逐了长官李海青，枪毙十余个法西斯蒂分子；冯玉祥的卫队团则全体罢岗、罢操，以至交枪不干。士兵与长官的冲突走上极端尖锐的形势。张家口气氛一时紧张起来，张垣戒严，马路上设双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