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津只是故宫从事文物修缮的众多手艺人的一个代表。与过去不同，今天越来越多的接受过系统艺术教育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为故宫文物保护注入了新鲜的、开放的、具有创造性的力量。这些年轻的艺术家进入到被称为“工”的传统社会职业阶层，他们不仅仅要肩负起老师傅流传下来的绝学，更要思考文物保护的未来，用当代的精神的眼光发扬民族文化的光彩。

升华新的国家形象

故宫是特殊的文化遗存，它浓缩和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因而故宫题材的纪录片很容易被上升到建构国家形象的高度。尤其是在中国纪录片进入全球化运营的今天，纪录片的视觉语言对国家形象的传播更具有效力。

从《故宫》开始，故宫题材纪录片就以视觉形式上的精致和美感为中国重新勾画了一幅文化肖像。这幅文化肖像的重点是把中国文化的博大和美妙向更为广泛的世界展现和推广，并表明敞开胸襟、接轨国际的文化姿态和国家姿态。更多的人因此重新认识了故宫的魅力。

到了《当紫禁城遇见卢浮宫》，故宫的姿势一转，由敞开胸襟的仪态变为主动参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对话。“紫禁城”和“卢浮宫”这两个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符号，在某一种时间长度的视觉内容里面展现出了相互的尊重、沟通和呼应。

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国际化不再是纪录片所要言说和表达的关键词，在这里，文保团队的国际交流无需浓墨重彩地褒扬，不同文明也不再正襟危坐地开坛对话。《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国际同行的造访显得日常而随意，目的也是学习观摩。国家文化的自信是片中的含义。纪录片展现出来的文物修复工作的精心、专注，甚至小小的浪漫化，往小处说，是对职业的自信;往大处说，是对国家、民族的文明的自信。我们都在谈论《我在故宫修文物》如何切合当下流行大众文化当中“工匠精神”的热点，如何呼应了今天国家意识形态当中对“工匠精神”的提倡，但是“工匠精神”背后更深远的指向则是牢固的自信。《我在故宫修文物》在故宫题材纪录片中或许只是一支轻巧的小歌，但是它内涵着对更加成熟的充满文化自信的国家形象的塑造。

一个年轻的团队，拍摄了一部年轻的故宫，有人戏谑说，这才是最好的企业宣传片。出乎导演意料的是，《我在故宫修文物》在视频网站上的点击量也一路高企。导演说，自己的片子是个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