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计：那时中院、高院不认可公安、检察院的新线索，让公安拿物证。都十年了，根据案发时的保存条件，关键物证没了，精斑啥的都丢了。

但呼和浩特市中院有关人士说，仅有赵志红的口供，没有犯罪物证，不能认定“4·09”案件的真凶就是赵志红，那也就不存在呼格吉勒图案的错判问题。

新京报：你当时心里着急吗?

汤计：心里真着急，这不是故意设障吗?事实上，在呼格吉勒图案上，赵志红是不是真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时办案的事实是否准确?证据是否扎实充足?如果不是，那就应该疑罪从无嘛。

2007年初，我把呼格案的相关材料梳理一遍，第3次写了内参，共两篇文章。一篇是《死刑犯呼格吉勒图被错杀?——呼市1996年“4·09”流氓杀人案透析(上)》，另一篇是《死者对生者的拷问：谁是真凶?——呼市1996年“4·09”流氓杀人案透析(下)》。

我把公检法三方的意见都摆出来，领导也不傻，几方一比对，能明白问题出在哪儿。

其间，我从有关人士处了解到，每当自治区政法委研究呼格案时，内蒙古高院派出的参会领导都是那位呼格案的二审审判长。

新京报：法院不响应，还有其他办法吗?

汤计：当时，我跟检察长邢宝玉交流，呼格案这么长时间，检察院咋不抗诉呢?你这有权啊。他说，现在不能抗诉，法院目前这个状况，抗诉了，它肯定就维持原判，一维持原判，这个案子在法律程序上就真死了。明明是疑罪从无，你却将它弄成死结。此案应该由最高检抗诉，异地审理。

我一下豁然开朗。我当时寻思，能不能跨省区异地审理，于是2007年11月28日，我写了第4篇内参，题目是《内蒙古法律界人士建议跨省区异地审理呼格吉勒图案件》。这篇文章目的非常明确，专门针对法院。

新京报：但后来还是没有实质性进展?

汤计：一转眼到了2008年，最大的问题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政法委、公检法几乎都换人了，新来的领导谁会积极协调这事?那段时间人最低潮，心里最难受。

案件启动再审汤计大哭一场

“那天我一下失控了，我和他们老两口全哭了，他俩抱着我。那天离开他家时，老李两次上来拥抱我，他嘴拙，也不会说啥”

新京报：既然这么困难，为什么还是要坚持?

汤计：我一看见那俩老人(呼格吉勒图父母)，心里就特别难受。内蒙古每年人代会都是1月5日左右开，那是内蒙古最冷的时候，零下一二十摄氏度，老两口就站在那儿，就那么站着，也不闹。我作为一个参会记者，每次看到他们又不能打招呼，也不能说点什么别的安慰，还要假装没看见，你说心里是啥滋味?(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