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最初怎么关注这个案子的?

汤计：2005年冬，李三仁夫妇(呼格吉勒图父母)最先找到呼市一个有名律师，被告知这个案子他办不了，得找新华社的汤计。我1989年从山西分社调到内蒙古分社，主要跑政法。

这老两口老实巴交的，说儿子被枪毙了，现在又找到了“凶手”。新闻人都有一个特点，同情弱者。

新京报：听闻此案，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汤计：我当时想，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我打电话给呼市公安的朋友，他们证实确实抓获一个系列命案的嫌疑人。然后我问，这其中有没有毛纺厂的命案?人家说有，(赵志红)都交代了。再想深问，对方就不说了。

新京报：那你接下来怎么办?

汤计：我安排了一个年轻记者，到案发地毛纺厂调查外围，我去赵志红专案组跟他们聊天。都是多年的朋友，其实我们的警察都很有正义感，大家都认为这是“冤案”。

而且当时内蒙古公安厅已成立了专案组，专门复核呼格吉勒图案。但当时呼市公安局主要领导不愿再翻这起陈年旧案，复查难度很大。

于是，2005年11月23日，我根据采访内容写了第一份内参，题为《内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吁警方尽快澄清十年前冤案》。

新京报：这篇内参反响如何?

汤计：很快，这篇报道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关注，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也于2006年3月初，成立了“呼格吉勒图流氓杀人案”复查组。

当年8月，复查有了结论，自治区政法委一位领导对我说，调查结论是：“当年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的证据明显不足，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冤案。但政法委不能改判，得走法律程序。我们要求自治区高级法院复查，向最高人民法院汇报，两家成立复查组，然后走法律程序。”

新京报：这结果似乎不错，你当时怎么想?

汤计：我一听挺好啊。我隔了一年多没再介入这案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不能干扰调查呀。

我当时想，政法委结论一出，公检法一开会，走法律程序，这案子不就翻了吗?有时候，书生还是比较简单，想得还是单纯。

“加急”的“偿命申请书”

赵志红在看守所写了偿命申请书，想邮寄给检察院，看守所有个警察担心这个申请书到不了高层或丢失，一定要亲手交给汤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