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分析文字字形的方法来解释字义,叫作形训。
汉字是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办法造出来的。在造字之初,字形与字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分析字形对理解字义有一定的帮助。特别是阅读古文时,遇到一字多义,可用分析字形的办法来确定它的本义。如:我们讲“多义词”那一节时,曾举出“亡”字的各种意义,并指出“逃亡”是它的本义。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形体结构。“亡”字,小篆作,《说文解字》说:“亡,逃也,从入从L。”L是一个部首,音yTn,是藏起来的意思。“入”表示进入隐蔽的地方;或说像一个人侧面站立的形状。合起来看,人躲藏起来了,就是逃亡的意思。
了解本义,对确切地理解作品的内容有很大的帮助。如:《汉书•苏武传》:“武气绝,半日复息。”这个“息”字的本义不是休息,而是呼吸,它的上部那个“自”字,小篆像鼻子的形状。了解了这个本义,对“半日复息”就彻底清楚了。《活版》中形容烧字之快的“瞬息可就”,“瞬”指转动一下眼珠,“息”指呼吸一口气,都是用的本义,以突出时间极短。
有些词的本义,后世已经不太流行了,读远古作品遇到这个本义时,可以从字形得到印证。如《诗经•七月》,“九月叔苴”(九月里收取大麻子)。“叔”当收取讲,可从造字法得到证明。它右边的“又”字本来就是画的一只手,篆文作3。同篇诗的“塞向瑾户”(用土块把北面的窗门堵塞起来,用泥把小门封起来),“向”,小篆作A,正是画的一个窗口,《说文》说它是朝北幵的窗口。如果我们不分析字形,只了解“叔”、“向”的现代意义,对上面的诗句就解释不通,或者对别人的正确解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致疑信参半。
形训还有助于近似字的辨析,防止别字。如:“盲”从目,是眼睛不看见;“肓”从肉(俗称月肉旁),是身体的一个部位。
“析”从木从斤,“斤”的篆文像斧子的形状,“析”是用斧把木头劈幵,后来引申为分析;“柝”是从木斥声,是夜晚打更警盗用的木梆子。
了解字形,还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历史,了解古代的社会生活与风习。如:甲文的“犁”字中已有“牛”字成分,可见殷商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已使用牛耕了。有关财物与交易的字,很多从贝旁,可见古代曾用贝壳作为交易中介物,后世才被金属品代替。很多贬义字,如:奸、妒、嬾(懒)等,从女旁,可反映封建社会轻视妇女的思想,等等。
“形训”在读古书时不失为“义训”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是,它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为那凝固了的字形踉不上时代的变化与字体本身的不断演变。有些词意义变了,老的字形跟不上意义变化,如“而”像胡须形,“难”是一种鸟名,甚至在文言文作品中也难找出用例;有些字形演变后已经不象形了,如上文提到的“向”,从揩书很难看出它是一个窗口;有些部首后代也变形或合并了,“肉”部的很多字,楷书偏旁写作“月”,与“月亮”的“月”合在一起了,很难看出它们是与“肉”有关还是与“月”有关的字,而旦,除了“月”类(如:明朗),“肉”类(如:肌肤),还有少数从舟旁的字(如:前),从丹旁的字(如:青),楷书也写作“月”旁了。由此可见,形训在古代不是万能的,在现代其作用更日益缩小了。所以,能用时不妨用一下,以不绕弯子、不故弄玄虚为限,千万不可泥古不化。
声训又叫音训,就是取音同与音近的字来解释字义。如:刘熙《释名》:“衣,依也。人所依以蔽寒暑也。”“房,旁也。
室之两旁也。”用“依靠”的“依”这个同音字去解释“衣”的字义,用“旁边”的“旁”去解释“房”(古代无唇齿音,“房”也是双唇音)的字义。又如:《说文解字》:“天,颠也。”(天为什么叫天呢?因为它在头顶上。)“户,护也。”(门户是用以保护财物的。)这种解释办法带有探求语源的性质。
在一个已经约定俗成的语言系统中,特定的声音便与特定的意义发生了关系。因此,特征相类似的事物,语音可能相同或相近。如:“少”、“杪”、“秒”、“渺”、“小”等音同或音近的字,都有微小的意义。这就是声训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通假现象的普遍存在,则为声训提供了文字学的基础。那就是说,突破字形的束缚,寻找声音相同的字义。这种“声训”不是为了探求语源,而是为阅读文言文中的假借字、通假字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如:《诗经•终南》第二章说,“终南何有?有纪有堂。”(终南山上有什么?有纪,有堂。)这“纪”和“堂”,过去一直不易解释得合情合理。清代语言学家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在列举大量旁证的基础上,运用声训方法断定,“纪”是“杞”树,“堂”是“棠”树,解释得非常直捷痛快。可以顺理成章地翻译为:“终南山上有什么?有杞树,有棠梨树。”这正好跟第一章体例一致。《诗经•终南》第一章说:“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终南山上有什么?有条树,有梅树。)(按:条树即楸树。)所以王引之总结经验说:“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经义述闻•经文假借条》)
运用“声训”探求语源,在先秦诸子书中已经萌芽了。如:《孟子》解释“学校”的“校”字说:“校,教也。”专用声训的字书以汉末刘熙的《释名》为最早。但这种方法如果绝对化了,则容易穿凿附会,把本来无必然联系的语音与语义硬说成都有必然联系。
运用“声训”解释通假现象,一定要有大量的例证。如:王引之解释“有纪有堂”,就多方面寻求例证。一是整部《诗经》的体例(凡说山有某物都是指的草木),二是本篇诗的结构(本诗前一章说的也是树木),三是《诗经》的异文(其他书所引韩诗正好是“有杞有棠”),四是其他书籍中借“纪”作“杞”、借“堂”作“棠”的例子。如果没有大量的例证作为基础,没有进行去伪存真的分析,滥用声训,则容易流于主观臆断。如:有人根据双声叠韵证明“庄周”是“杨朱”,便是滥用音训而产生的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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