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讲的“句读”,就是今天讲的断句与标点,断句表示语言中的停顿,标点表示语句的语气。古人称语意已尽处为“句”,大体相当于今天一个句子的停顿处,用“j”表示,“勾”与“句”古代同音。古人称语意未尽而念诵时须停顿处为
“读”,用“、”表示;“、”,今音“主”(zhD),古音“读”(d6u)。合起来称为“句读”。
上古时代,书籍没有断句标点。所以,古代教育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培养出学生的句读能力。《礼记•学记》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这就是说,到了年龄才进入学校读书,半年后考核一次,要花一年的时间才能学会断句。《汉书•班昭传》记载,《汉书》问世以后,后来成为大教育家的马融,曾经向女学者班昭学习如何阅读《汉书》。东汉末年的大学者何休在《公羊传序》中,讥笑某些讲诵古书的先生说:“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直到唐朝,散文家韩愈还在《师说》中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
汉语书面语从不加标点,到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
甲骨文,曾经偶尔用分行表示停顿,那谈不上自觉。金文一般也没有标点。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有的出现了较多的似乎是断句的符号,但是没有严格的使用体例,不能算作标点符号。
汉朝出现了有关使用标点的记载。《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乙”就是打上一个钩,但是,它并不是写作时应用的标点符号,而仅仅是为阅读服务的符号。现代发现的汉代简册(如“居延汉简”),使用的断句符号达到了十多种,但是大多数并不规范。直到东汉时期,
许慎的《说文解字》,才记录了“、”和“j”这两个比较规范的标点符号。
宋朝的读书人,把j改为圆圈,跟“、”并用。人们用圆圏号和点号来标示断句,所以大家又把标点符号叫作“圏点”。圏和点还常加在句子旁边,表示精彩和重要,相当于现代的着重号。宋朝人对标点比较重视,也比较自觉。南宋学者毛晃《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说:“今秘省校书式: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中间。”《宋史•何基传》也记载:“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以上史料,说明人们在校勘或阅读古籍时,已经注意使用句读符号。
到了元朝,句读的观念更加明确。黄公绍、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说:“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诵咏,谓之读。今秘书省校书式,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点于字之中。”这说明,人们进一步试图把“句”与“读”分
幵。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在私塾教育中对句读符号的使用提出了要求。
到了明朝,通俗文学作品的书籍,率先普遍使用句读符号。当时的通俗的小说刻本,往往在句末加上圆圏或者点,以便读者阅读。当时的刻本,还出现了人名号(在人名右边加一条直线)与地名号(在地名右边加两条直线)。这些圆圏符号、点号、人名号、地名号,在近现代被新式标点符号所接受,成为句号、逗号、专名号。
古代的“句”与“读”,缺乏严格科学的定义与分工。直到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引进西方的语法观念,才对句读作出了比较明确科学的解释。《马氏文通•论句读》说:“辞意已全者,曰句;未全者,曰读。”语意已尽处为“句”,大体相当于今天一个句子的停顿处,用句子符号表示;语意未尽而念诵时须停顿处为“读”,用停顿符号表示。不过,《马氏文通》并没有使用西式标点符号。近代引进西方的标点符号,幵始于翻译家严复。
古代的书籍既不断句,更不加标点,而且也不分段。这就给读者阅读古籍增加了不少麻烦。鲁迅先生曾说:“标点古文,确是一种小小的难事,往往无从下笔。有许多处,我常疑心即使请作者自己来标点,怕也不免于迟疑。”(《马上日记》)由于现代汉语跟文言文距离比较大,又由于文言文没有断句标点,所以,阅读没有标点的文言文书籍,是现代人继承文化遗产必须解决的一个大难题。
虽然今天出版的通俗文言文读物,都加了新式标点,好像没必要学习句读知识了。其实不然。一是还有大批作品没有标点,二是某些读物或引文的标点可能有错误,这都需要了解一定的句读常识,防止可能产生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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