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击退廓尔喀入侵、平定西藏战乱的福康安从前线凯旋，却遭到户部书吏的勒索。这位凯旋的爵爷从小由乾隆皇帝带在身边长大，是皇帝的红人，怎会遭到书吏的搜刮呢?原来，福康安在回到京城以后，往户部(财政部)递交军费账册，以便报销军费开支，不料却遭遇户部书吏索要部费，也就是要赏钱。书吏说，这只是为了多添书手、日夜迅办，如此才能速报速结，否则，仅就本有之人镲三数年不能了事。书吏还特意提醒福康安，现在你刚刚大捷归来，皇上对你有求必应，一旦这事久拖不决，上意倦厌，必干诘责。这句话是在暗示福康安，要办尽早办，如果拖下去对其不利。爵爷被这帮书吏搞得也没了脾气。

　　同样，晚清重臣曾国藩、李鸿章都曾受到这些书吏的勒索。据《李鸿章全集》记载，书吏索要的回扣是一厘三毫(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3000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就需要40万两，相当于现下人民币8000万元。通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回扣8万银子(人民币1600万元)了事。

　　据晚清学者冯桂芬的估计，在他生活的道光、咸丰时代，全国书吏的灰色收入超过两千万两白银，而整个清朝的财政收入不过四千多万两。

　　完颜绍元在其《天下衙门》一书中，讲述了《清稗类钞》里的一则故事：雍正年间，内阁里有个小办事员(供事)蓝某，上班做事很巴结。雍正六年(1728年)元宵节晚上，同事们都回家过节去了，只有他一个人留在机关里，对月独酌。正喝得带劲，突然有个冠服华丽者闯了进来，蓝某当他是内廷值班官员，前来巡查的，忙站起迎接，还请他一起喝酒。来人欣然就座，问他当什么官。蓝某说：不是官，是小小的供事。来人问了他的姓名后，又问具体做哪些事，有多少同事，都上哪去了。蓝某说，供事做些收发文牍之类，有同事四十余人，现在都回家过节了。来人问：那你为什么留在这儿?蓝某说，朝廷公事繁重，若人人自便，万一事起意外，咎将谁归?来人又问：做供事有好处吗?蓝某道：将来差满，有希望选一个小官做。来人问：小官有乐趣吗?蓝某笑道：假如运气好，选做广东河泊所的所官，那就是大乐趣了!来人不解：为什么称大乐趣呢?蓝某道：那个河泊所近在海边，舟楫来往，多有馈送呀。来人听罢连连点头，又喝了几杯，才告别而去。

　　第二天，皇上钦点蓝某为广东河泊所所官的圣旨，被送到内阁。蓝某领旨后喜得打跌，同事们也都羡慕，同时也有疑问，那么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供事姓名，怎么会上达天听呢?于是托一位小太监仔细打听：原来，昨天晚上那位去内阁查夜的人，正是当今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