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星还想读在职研究生，但很少跟常月聊到这个。两人的深夜通话内容，往往是自己工作中的趣事，就是不聊工资。钱钱钱，全是钱。不敢说这个，一说就要冷场。常月说。

　　作为男生，江星坦言压力更大。他决定主动出击，他拜托同学给他下载论文、找资料，一逮着空，就开始做当地文化节的方案，反反复复地修改。假如，我是说假如某一天，县委组织部能看到，我会不会就有晋升的可能了啊?沉默良久，江星试探性地问。

　　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走是迟早的事情。曾莹说，基层的工作压力非常大，还有严格的排队晋升制度，很容易让年轻人在等待中消磨了所有的热情。

　　曾莹自己也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个贵州女孩最忙的时候，被领导塞了团委、人事、档案等9类工作，想要干出新意太难了，能应付就不错了。那段时间，领导一来电，她握着电话的手就发抖。

　　也是那段时间，她下定决心逃离基层。她和50多个乡镇公务员报名参加了县里的遴选考试，基本符合报名条件的都参加了。

　　今年，她成功了。同时，她也终于等到一个成为组织委员或宣传干部的机会，这意味着她离党委委员不远了。不过，也只是不远了。没有犹豫，她干脆利索地拒绝了这个可能性不大的机会。

　　一个县上千名公务员，绝大多数干十几年也升不到处级

　　基层晋升通道是否真的如此狭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的回答是肯定的。一个县里，一般有上千名公务员，他们大多在乡镇工作，绝大多数干十几年也升不到处级。而国家机关里的研究生，一个处级单位就三四个人，基本干上六七年就能到处级。基层的晋升机会少，可见一斑。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的认可。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制度性缺陷，中国700多万名公务员，大部分在基层工作。基层公务员承担了大量工作，但其晋升通道却十分狭窄。

　　有点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公务员晋升的过程，往往会引起很多冲突和矛盾。他说。

　　汪玉凯在调研中发现，不少有一定职级的公务员，在晋升失败后，会不到退休年龄就离岗回家，导致大量年富力强的公务员闲置在家。更有甚者，为了职务晋升，在基层大搞买官卖官等行为。

　　类似的事情多了，曾莹发现，乡镇政府里的年轻人积极性会一点点变低。久而久之，基层只会剩下两种人：一种是老的，退居二线不干了;还有一种就是准备离开和正在观望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