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1982年宪法起草修订过程中，邓小平、叶剑英这些经历过文革的高层领导，对宪法、法治的认识是怎样的?

　　李步云：19781982年，这一阶段党内思想是非常开放的，对学者非常尊重，我们起草的文件，领导直接就采纳。

　　1983年以后，开始出现一些自由化倾向，提出了人权、自由、民主等口号，有些过头，中央开始清理精神污染，反自由化。

　　无论邓还是叶，文革当中都是受害者，对法治被践踏深有体会。邓小平当时的一系列讲话都是非常开明的，比如他讲：党政组织要管好党，不要过度干预司法机关;还有国内法治化建设、法律平等、建立律师制度等等。当时领导层中的主流思想很开明，推动了思想解放，推动了各方面的改革。我深深感觉到当时是思想、意识形态的黄金时代。

　　凤凰网：1982年宪法，首次将公民权利提到了国家机构之上，这背后是怎样的过程?

　　李步云：因为国家机关由人民选举产生，是为人民服务的。现在意义上的人民其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概念。因此先强调公民的权利，然后再是国家机关如何选举产生。这样的一个逻辑体现了人权精神。

　　四项基本原则如何写入宪法

　　凤凰网： 1982年宪法，也就是现在的宪法，总纲里有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时这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的过程是怎样的?

　　李步云：这是邓小平一开始就提出的，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具体怎么写入宪法?当时有两种意见：一个是写入具体条文，一个是写入序言。最终确立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序言，从叙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事实来表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宪法里写进四项基本原则，我认为在当时和当前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必要性。我们的改革任务非常复杂，涉及面非常广，这种情况下需要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凤凰网：今天如何看待四项基本原则，比如人民民主专政，面临着一些争议。

　　李步云：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提法有一个历史过程。从最早无产阶级专政领导下继续革命的提法，到十八大报告通篇已经没有出现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词。

　　我们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这样的描述我有不同意见，我认为我们的国体是人民，政体是共和。毛泽东说过，国体是什么样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掌握这个国家的权力，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国体应该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