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公司律师制度的改革步伐更快。今年8月，国务院决定取消企业法律顾问的职业资格认定，这意味着长达30余年的企业法律顾问职业成为历史。以后企业的法律顾问要逐步转变为公司律师。王进喜说。

　　社会律师是指不享受国家财政拨款，通过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获取律师费的律师，这些律师有一个优势，就是更容易取得当事人信任，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请得起。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青松说。

　　公司律师是企业内部具有律师资格的员工，他们为本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对公司了解的更加深入，对企业经营、风险防范上的服务就会更加到位，这是社会律师难以做到的。张青松说。

　　但现在，公司律师制度仍有较高门槛，今年1月，广东省司法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公职公司律师试点工作的通知》，只有省内注册成立和中央驻粤大中型国企、大型知名民营、外资企业才能开展公司律师试点。

　　四中全会公报还强化了法治专门队伍的职业保障体系，提出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

　　现在很多法官都是从法学院毕业直接录用的，但是法官作为判断是非的职业，需要社会阅历和法律经验。刚毕业的学生有一个缺陷，对法律适用的社会经验和关键事实的判断未必周全。张青松说。

　　过去确实有律师和法律专家进入司法系统，但只是个别现象，不过在将来可能成为常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兆峰说，这种常态、有序流动能够打破不同法律职业之间的隔阂，能够构成一个法律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对于法律观念和共识的形成会产生积极作用。

提升刑案法律援助的比率

　　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

　　司法人权保障是否加强，首先要看辩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说。他介绍，哪怕是在刑诉法修订后，刑事案件中被告人聘请辩护人的比例也很低。这涉及到律师在刑事案件中作用的发挥。

　　今年全国两会上，浙江高院院长齐奇介绍，根据浙江省高院统计，2016年前审结的浙江省的刑事案件中，约70%以上的被告人在开庭中没有获得刑事辩护，法庭上控辩失衡的状况十分明显。

　　辩护率低的原因首先在于法律援助制度不到位，陈光中说，有的法院或司法行政部门没有负起责任，有的律师也对刑事辩护不感兴趣，毕竟存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