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 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