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掌握更多可复制技能的劳动者，他们面临着技术不如父辈们娴熟的风险如果不处理好，将演变为社会压力，迫使管理者必须尽力动员劳动力队伍，包括对居于人后感到不满意的劳动者。发达和新兴市场将同样经历这类问题，但具体形式会有所不同，这使业务遍及各地的企业更多面临前述平衡方程式中人力端的挑战。

　　反思资源分配。IT和材料科学的聚合引发创新大潮，这将显著地改变我们何时、何地以及如何使用自然资源。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Matt Rogers和麦肯锡前全球资深董事Stefan Heck在合著的新书Resource Revolution中指出，将信息技术、纳米级材料科学和生物学与工业技术结合在一起，将会显著提升资源生产率。这些改进合在一起将代表特别的财富创造机会，而且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高生产率经济增长的关键，从而满足全球新增的数十亿中产阶级成员的需求。捕捉这些资源技术机会需要新的管理方法，比如替代(用非稀缺、低成本和高绩效材料替代高成本、笨重或者稀缺材料)、优化(将软件嵌入资源密集型行业，以显著改进企业如何生产和使用稀缺资源的方式)以及虚拟化(将流程脱离实体世界)。

　　打破惯性

　　变革绝非易事。社会科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安于现状是人类的本性，抗拒改变设想和方法，即便在证据面前也是如此。1988年，波士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William Samuelson与Richard Zeckhauser重点介绍了一则案例，当时西德政府必须搬迁一座小镇，以开采埋藏于地下的褐煤。政府当局建议了多种新城规划方案，但是市民选择的规划案与旧城迂回弯曲的格局几乎丝毫无异，而该格局原本是历经几个世纪变迁之后无意间形成的，没有任何规律或者原因可言。

　　企业在做出决策时总是习惯性地思考如何用足够的资金去支持战略，从而促其产生成果，不过这种惯性思维常常令其遭受损失。麦肯锡的研究表明， 1990年至2010年间，美国公司几乎总是根据过往而非未来机会配置资源。即使在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期间，这种被动的行为依旧如故。而一些在资源配置方面最主动的公司比最不主动公司的股东总回报年均高出30% 。日后，随着数字化逐渐使行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以及新兴市场竞争的日趋白热化，灵敏、快速采取行动者将获得更高回报。

　　不过，组织和领导者面临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变革或者基于过时的思维应对变革时很容易变得束手无策。采取长期视角或许会有所帮助。1930年，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大胆地预测，100年之后，进步国家的生活标准将达到当时的四倍到八倍。事实证明，八倍更贴近于事实。只有那些理解变革的深度、广度和激进本质以及随之而来的机会的领导人，才最有能力重新形成正确的思维、塑造新世界并实现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