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朱幼棣认为当前要打破医保二元结构还有困难，因为我们城乡之间医保统筹水平差距太大，而且有几千万流动人员重复参保了。 同时，他建议借鉴日本医保模式，分三类统一全国的筹资水平：第一类，是政府雇员和大企业职工，以个人缴费为主，第二类是小企业职工，企业和职工各一半，第三类，是农民和无职业城镇居民，以财政代缴为主。

　　同时，在生存环境恶化、食品安全等问题影响下，大病越来越多，而医保却在大病保障上略显无力，大病致贫的案例屡见报端。可借鉴居民医保个人和财政共同掏钱的模式，在有条件的地区，由政府出资一点个人花费一点，鼓励个人购买商业保险，解决大病花费过高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教授公开呼吁。

　　此外，从开源的角度来说，只有充实基金财力，才能强化保障能力。近年来，随着全民医保体系的初步建立，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有了基本保障，但公众对医疗费用负担重反映仍较强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出提高国企上缴红利比例，主要用在充实社会保障资金不足上，可以预见，这对于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将起到很大的疏解作用。

观察眼

花好结余

考验政策平衡能力

　　民众普遍感觉看病贵，而医保却钱多得花不完，这种以低保障换来的高结余，并非医保基金的初衷。怎样花好结余，实现与居民需求相匹配的保障水平，考验政策的平衡能力和医保基金的管理水平。

　　医保制度设计上是当年收当年支的，花多了不行，医疗消费过多，容易导致浪费，更要想办法避免过度医疗甚至骗保发生;花少了也不行，老百姓的保障就会不足，解决不了必要的医疗需求。

　　医保结余7644亿元，反映的只是全国的总量。事实上，从目前来看，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北京在前两年就出现过医保入不敷出的现象，东莞2016年也医保基金无结余。而且，在现有的医保中，既存在缴费高、保障水平较高的职工医保，也在缴费低、保障水平较低的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不同的保障水平，医疗消费不同，医保的结余也存在很大不同。因此，在政策调整过程中，还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更大的灵活性。

　　不过，也有一些明显需要政策予以改善的共性部分。比如，现在的医保在制度设计上，为避免因病返贫，加强了对住院和大病的保障，而在门诊报销的比例上一直偏低。看个感冒没有百元下不来，一直也备受诟病，无良药可解，应该加大门诊的医保支付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