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错误倾向，我们都要反对。但在反对的同时，必须具体分析。在当今中国，必须弄清从整体上和在不同领域中，哪种倾向是主要问题，如何有针对性地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才能把依宪治国落到实处。

现在，不少同志关注着国有企业管理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也有不少同志担心，我们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如何有效遏制公有制企业中的腐败现象呢?有的人还把国有企业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作为全盘私有化的理由。这里涉及人与机制体制问题，涉及哲学上的内因与外因问题。

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在读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毛泽东又说：“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和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所有制性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毛泽东的这一判断完全正确。

我们体味，所有制性质在一定时期可以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劳动生产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二是也存在着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的逆向发展的可能。

这两者都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产生影响。所以，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突出出来了，核心问题是如何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官僚老爷，即巴黎公社原则中所说的如何“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如何确保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能够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重大而又根本的问题。

所以，毛泽东明确要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