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表示，问责条例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抓手，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当中，全面从严治党是关键，问责条例就是充当抓手和利器的作用。

此次通过的问责条例，针对的是相当数量的不作为、慢作为、缓作为的懒政、慢政情形，不敢担当、不敢改革的精神状态。

李永忠表示，问责条例既是对责任的界定，更是唤醒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章意识、担当精神、改革精神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党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没有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坎儿是过不去的。问责条例就是要唤醒大家的党章意识、担当意识、改革意识。(京华时报记者沙雪良)

3、治理官员只要权力、不担责任的现象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分析，此次会议强调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这就颇具针对性。

马怀德说，此前中共党内也有诸多问责制度，但是，就执行效果来看，问责存在不平衡、不主动的现象，影响问责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一些领导干部不作为、乱作为、不担当的现象突出。

“比如，被动问责的多，主动问责的少。一个问题出现了，有领导批示、有上级督办这样的问题就问责的多、问责的快，其他问题就少问责、不问责。再比如，一些问题，直接责任追究的多，领导责任就追究的少，主体责任没有落实。问责不力，官员的责任意识就无法形成，从而出现了官员只想要权力，不想担责任的现象。”马怀德说。

此外，针对会议强调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的相关表述，马怀德说，这个要求就是将党内问责更细化、更具体、更明确。

马怀德分析，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需要党的每个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共担，以前总在强调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但是对于党内的不同系统来说，落实从严治党和权力问责，责权需要分的更细致。

“既然是全党的问责条例，就要细致说明责任‘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的问题，有必要明确到具体的系统和部门，组织系统的责任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宣传系统、统战系统、政法系统等，这些都需要明确。”马怀德说。

-观察

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加强问责

　记者了解到，关于建立问责机制的问题，中央已经屡次发声。

201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进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主持学习并讲话指出，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问责的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都要制度化、程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