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吾在《厚黑学》中，曾点破中国官场和人情世故中“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的两面人规则。中国历史上许多贪官污吏、乱臣罪子也都是“两面人”。坏人的脸上不会写着“坏”字，坏人的脸面往往比一般人还要光鲜艳丽的多。秦之赵高蒙君惑主，唐之李林甫口蜜腹剑，宋之秦桧里通外国，明之严嵩一意媚上，清之和珅擅长逢迎，他们或为大司马或为宰相或为太师，官至极品，权倾朝野，表面上冠冕堂皇，私底下卑污不堪。巧言令色、道貌岸然之下，泛滥着的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恶行。

中国官场“两面人”自古有之。为何在政治文明日渐进步的今天，仍然愈演愈烈呢?

一是传统使然。封建专制遗毒在作怪。中国千年封建专制造成的是被高压的官僚机构和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社会，对中国人健康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负作用，诱致了一种双重人格的形成。儒家“修己”是为了“治人”，将道德手段化。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而去“正心”、“修身”，显然是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当成了一个手段。这种人生修为，对于那些想成为“大人物”的人们说来，固然是道德升华的一种有益提示，却难免有教人“做秀”之嫌，并且它事实上也造就了中国人常态性虚伪、两面、强迫型的人格。

二是制度使然。中国官场流传这样一条明规则：做官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官僚政治最宝贵的"遗产"，是当官实行层层任命制。大小官员不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发现、考察和任命的。凡做官非常成功的人，一般不是做事特别成功，而是做人特别灵巧，对组织意图领会得更充分，为上级长官服务得更舒心。中国官场高升之路，是走对路线、跟对上司。盖因官吏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政绩，而在于忠诚度。上司满意是最大的政绩，要把“报喜不报忧”、“欺上压下”作为做官的铁律，牢牢记住。

正直不阿、老实做人的，被视作迂腐无能;投机钻营、逢迎拍马的，反而步步高升。坚持真理，往往需要付出血与生命的代价。那既然谎言可以换来飞黄腾达，虚伪可以求来荣华富贵，何不争做“两面人”?初涉官场者，对种种歪风邪气从看不惯到旁观，从旁观到司空见惯，从司空见惯到同流合污，恶性发展下去，最终从马列信徒沦为“厚黑门徒”，从“为民执政”到“厚黑执政”。

三是信仰使然。中国人普遍缺失信仰。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大陆把旧的儒家信仰核心(仁义礼智信)都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而砸烂。旧的信仰没了，新的信仰又难以普遍树立。对普通中国人来说，盲从多于理解，迷信多于宗教。盲从多于理解，导致了理想信念的缺乏;迷信多于宗教，导致了精神信仰的缺乏。正因为中国人缺失信仰，对天对地都没有敬畏心，中国官场才会道德沦丧，不择手段，卑鄙无耻，沆瀣一气，你贪我贪大家贪。坊间戏言，中国处级以上官员大都可以先抓后审，搜集贪污罪证，保证一个都不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