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应以维护合法权益为核心。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既加剧了社会竞争，也使得社会内部越来越动荡和不安定。这种情况表现在法律上，便是诉讼案件的大幅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供给不足所造成。与此同时，改革引起利益的再分配，使得社会在变迁过程中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矛盾和冲突。中国社会必须同时面对和解决其他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遇到和处理的问题：公共权力的合理分配与合法行使。

同时，法治在文化层面上也遭遇一定程度的挑战。它涉及人们观念中司法(法律)的性质与功用，涉及人们对规则的看法，也涉及人们对司法(法律)与正义关系的认识。在一般意义上，传统中国人并不否认法律、规则及其与正义的关系。相反，他们常常诉诸法律和运用规则，肯定法律与正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只不过，司法(法律)在人们心目中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规则如果妨碍结果的公正，就可能被违反甚至抛弃。同样，为了实现实质正义，人们经常漠视和牺牲必要的程序。在这样一种传统中，司法(法律)当然被视为手段，并且仅仅被视为手段。与现代法治理念格格不入的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主义传统。

司法公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把公正司法置于法治中国建设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审视，是准确认识其历史和现实意义，进一步明确其性质、力量和限度的重要视角。公正本身就是对司法裁判的要求，司法与公正在字源上的联系实际是通过“司法”的概念实现的。由公正方面去讨论司法，后者的重要性尤为彰显。实际上，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司法(法律)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既是我们理解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方面，也是人民司法发挥实际功效的关键所在。

公正司法是提升法治公信力的根本途径。司法是社会中的司法，司法是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法治。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通过司法机构予以系统地适用。人们很容易了解到立法的重要性，然而就生活经验而言，我们在大多数时间生活在规章制度构成的现实生活秩序之中，而非宪法、民法通则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下。从实效方面看，对我们发生实际作用和令我们感受到的规则总是经过执行机构解释和适用的那些。与此同时，对法治的信任乃至信仰不可能只靠宣传和教育达到，而要靠对具体的法尤其是法的适用的经验。归根到底，法治是一种生活经验，它像任何其他生活经验一样可以在实践中逐步获得、积累和改变。而历史和经验都已经表明，中国的普通民众从来都不缺乏对自己利益作出判断和根据环境变化调整其行为模式的实用理性。而公正司法，正是社会公众累积法治信仰的重要途径。如果法治不能被认真对待和实施，人们将对司法改革乃至法治本身产生怀疑，甚至失去信心，则法治中国建设的正当性也就将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