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有一些人由于党性不纯，由于不进行党性修养，给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给人民的事业带来了损害。可以说，从我们党的建设的历史上来看，党性不纯危害极大。比如说，1934年出现过王明教条主义严重错误。教条主义是属于学风，学风不纯、学风不正也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毛泽东在延安时候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教条主义，但是王明就是搞教条主义，他搞教条主义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那么1937、1938年他从苏联回到国内了，中央也让他到武汉去主持工作，他仍然搞教条主义，仍然搞主观主义，而且还有想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的这样一种想法，在武汉也不遵守党的纪律，不经过中央同意代表中央发表一些声明意见，甚至不经毛泽东本人的同意以毛泽东的名义公开发表一些言论文章。这种情况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损失，他本人最后应该说结果也不好。

另外还有一个人党性不纯，也给我们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是张国焘，1935年-1936年红军长征这个期间，张国焘破坏党的纪律和团结统一，另立了一个“中央”，出现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的重大事件，给我们党给红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出现了王明教条主义的事件，特别是出现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事件。我们要加强党的建设，从哪儿入手，那就要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党内的法规。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强调要加强党性教育，共产党员必须讲党性，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讲党性。1938年10月份到12月份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也不能破坏这个纪律，而且要建立党内法规，去监督党的领袖人物，执行党的纪律。

到1939年刘少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延安的马列学院做了一个讲演，这个讲演的题目就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教育，强调修身，强调在教育方面来加强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修养。

随后这个问题由于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在1941年又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新四军的实际领导人项英没有执行中共中央决定，导致在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以及9000多人被围，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扣了，副军长项英他本人也被杀害，这是皖南事变。这个事件震惊了全党。由于个别领导干部党性不纯给党组织、人民军队带来了重大损失，实际上也直接危害了干部本人，这也是挺令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