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6-10 22:43作者:李一老师
后,于敏并没有如他当年所想,重新开始他感兴趣的基础研究。他已经把自己和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融为一体。在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历程中,于敏继续着自己的探索和努力。
1986年,邓稼先和于敏就核试验问题向党中央递交建议书,规划了中国核试验的未来方向。1992年,在一次谈话中,于敏分析了核禁试的前景。他说:“1963年的美、苏、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因为它们大气层试验做够了,但地下试验还必须做,以了解实现核武器小型化的途径。1974年美苏签订的《限制地下核试验当量条件》,是因为它们大当量的做够了,可以限制15万吨了。现在,在核试问题上,它们的每步棋也各有底牌。”经过一番分析,他认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或分步骤达到禁试都是可能的”,并强调:“要保持技巧、水准、人才,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要强调实验室工作的加强。在经过有限的核试验之后,通过实验室工作,可以解决安全、可靠问题。”
后来几年的实际情况,基本上就是按照于敏分析的那样。于敏,又一次为中国的核武器发展指出了方向。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23人里,有21人有海外留学经历,只有于敏和钱骥,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专家。钱骥是搞人造卫星的,于敏便成了核武器研究专家中唯一一个“土专家”。
就是这个“土专家”,在关键时刻,为中国的氢弹和核武器事业指明了方向,为中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为中华民族的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此经历,堪称传奇。
于敏如今安度晚年,但他仍保持着从小养成的两大爱好:看京戏和古典文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他常和邓稼先等好友到戏院门前“钓退票”。在他家的客厅里悬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一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核试验场等待氢弹试验结果时,物理学家陈能宽感慨系之,脱口背起了诸葛亮的《出师表》,于敏听后也和着背诵起来,背到动情处,慷慨激昂,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