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预备的暴力。预备的暴力，同样可以作为软暴力手段的暴力保障条件。但先前的暴力与预备的暴力不同，先前的暴力通常是公开实施的，而在软暴力的保障条件的语境下，预备的暴力则以隐蔽的、被害方无法察觉的方式存在。先前的暴力相对于软暴力手段采用，具有相当程度的时空间隔，也即在刑法评价（主要是罪数评价）意义上对它们依法应做分别评价；而预备暴力的可能效应与软暴力手段的采用，则以发生于同一时空为特征，也即预备的暴力虽然不属于现实的暴力，但距离转化为现实的暴力没有客观的时空间隔，是否转化取决于行为人的决意。预备的暴力，最常见的形式是携带犯罪工具。以携带犯罪工具为形式的预备暴力，除应当符合上述特征（如行为人有意隐蔽且被害人无法察觉）外，还应注意以下方面：（1）携带犯罪工具属于恶势力的组织行为，也即由固定的纠集者、相对固定的骨干成员安排实施，表明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具有以暴力、暴力威胁手段实施违法犯罪的心理准备和主观故意。（2）所携带的犯罪工具，包括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以及为实施违法犯罪而携带的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后者即便属于生产工具也在所不问。（3）携带的方式，既可以是随身携带，也可以是近处存放、随时可取，如存放于所驾驶轿车的后备厢。除携带犯罪工具外，还可能有其他形式的预备暴力，如纠集者安排所纠集的打手隐藏在现场附近，要求后者随时听候指令。以上各项须有证据充分证实。

其三，现实的暴力。依据前述，软性恶害完全排斥暴力成分或暴力性手段，所以，软暴力实施之时没有现实的暴力存在的可能性，否则，就应当认定恶势力是利用暴力性手段实施违法犯罪。但须注意，暴力性手段若依作用的对象分类，可以将其分为对人身的暴力与对财产的暴力。在软暴力保障条件的语境下，暴力性手段通常是指涉及人身权利的暴力、暴力威胁，也即前述在先的暴力、预备的暴力，仅指涉及人身权利的暴力性手段。于是，对财产的暴力，便不宜归类于在先的暴力和预备的暴力。然而，恶势力惯常实施和伴随实施的违法犯罪中，又包含以对财产的暴力构成的违法犯罪，如故意毁坏财物罪，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寻衅滋事罪。在恶势力主要采用软暴力手段实施违法犯罪，同时伴随实施故意毁坏财物行为，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行为的场合下，可否认定符合暴力保障特征？是司法判断中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本文以为，对财产的暴力可否被认定为软性恶害的暴力保障条件，至少需要考虑一下因素：（1）在司法实务中，通常容易产生分歧、较难形成内心确认的，主要不是涉及财产的暴力威胁，而是对财产已经着手实施的暴力行为。所以，在讨论软性恶害与对财产的暴力关系的语境下，司法习惯几乎不考虑对财产的暴力威胁。换言之，暴力威胁通常没有被认定为对财产的暴力。这实际是将其视为“暴力、威胁色彩不明显”的次暴力。依据《指导意见》第9条规定的精神，次暴力手段与软暴力手段在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定位完全相同。如果恶势力利用次暴力手段犯罪，也依然在软暴力的范畴内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即在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层面，次暴力与软暴力具有同质性。简言之，恶势力采用的对财产的暴力威胁手段，事实上只是一种软暴力手段，自然不具有暴力保障的属性。据此，对财产的暴力不包括暴力威胁。这种细化的司法判断习惯，是妥当的、合理的。（2）软暴力给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强制效应，无疑会因为恶势力对财产的暴力行为而得到增强。即便恶势力所实施的故意毁坏财物和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与对人身的暴力相比，对财产的暴力给被害方造成的心理强制程度，以及被害人应对抉择的紧迫程度，都相对较弱，有一定差异。这种状况，一方面，取决于人身法益与财产法益基于“法益质”的比较，人身法益当然高于财产法益，或者财产法益当然低于人身法益。另一方面是因为，对财产的暴力手段实际具有的暴力程度，尤其是构成犯罪的暴力程度，依据刑法的规定，并不要求达到与对人身的暴力相等的程度。也就是说，依据有关违法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对财产的暴力危害程度，低于对人身的暴力危害程度。（3）与在先的暴力不同，对财产的暴力与软暴力发生在同一时空下，这种暴力对软暴力具有现实的保障效应。预备的暴力只是可能的效应与软暴力的实施发生于同一时空中，而对财产的暴力，是一种正在实施的且可能构成犯罪的暴力，它能够给被害人因软性恶害形成的心理强制起到进一步强化的作用，并且，这种增强心理强制的效应，也是行为人意图追求的。总之，本文以为，现场实施对财产的暴力，对恶势力同一时空下采用的软暴力手段具有强化心理强制的效应，应当认定为符合暴力保障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