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避范围内，没有规定回避不仅应适用于国家行政机关人员，而且还应适用于担任司法机关或担任其他机关的公职人员。

(二)回避举证责任不明

对公务员回避制度规定的几种必须回避情形的举证，现行公务员法没有明确规定由谁检举回避，根据行政诉讼法上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行政诉讼原则，这种回避举证责任，应在公务员回避检举人。

但是，在实践中，公务员回避只是在其本级或上级行政机关管治下实施的，而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官僚制运作之下的本级行政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在认定回避当事人必须回避之前，很少有真正深入调查取证，听取回避当事人对于行政职务，是否具有行政资格的意见，而是要求回避当事人，对业已作出的回避裁决执行无条件的回避要求。

因为这种回避检举人既是整个裁决回避过程中的检举人，又是回避当事人的本级行政领导机关或上级行政领导机关。在整个回避过程裁决中，回避当事人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试想，在现行公务员法缺乏明确公务员回避检举机关认定的情况下，行政机构对公务员回避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不甚清楚，和中国现实行政机关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行政机构仅凭其人为认定，怎能符合回避的条件?

(三)没有明确违反的法律责任

回避制度虽就公务员如何回避和怎样回避作了规定，但却就公务员未执行回避要求所承担的责任，未作出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关于回避责任的不完善之处在于：它仅依靠于公务员自身修养，而采取自我回避，和行政机关的主动强制回避，并没有看到公务员同时还是一个“经济人”。

公务员所在机关同时，还是一个大的“行政人”，这些角色都会促使公务员所在行政机关，为保护本部门人员的利益，而不作出回避之裁决，最终使得公务员应有之回避难于贯彻，缺乏保障。

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回避责任之监督，组织人事部门无力进行，更无相应的程序和处罚规定，主观随意性较强，缺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法律监督。

制度缺陷消解的程序化设计

安排设计一种制度，应当明确的是，制度实践的社会效果更大程度上取决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社会大背景，而不仅仅是制度设计本身。所以，具体制度的设计，要在充分肯定“自然公正”原则的指导作用下，紧密联系中国当前现实国情，努力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设计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性的公务员回避制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