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讲情理法，到底是以哪一个作基础？过去许多人对此有误解，以为中国人是讲情的，这是因为他们用的是西方式的水平思考法，把情理法三者摆在同一水平上，因此就弄乱了。其实，中国人所用的是垂直思考方法，情理法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情理法，换句话说，儒家不讲法，这是错误的。儒家是以法作为基础，管理也一定要以法作为基础，但是不要明讲。因为制度化不是最好的管理方法，制度化一定僵化。因此有人一方面指台湾的管理缺乏制度，一方面又说国营事业所受的约束太多，这是矛盾的。

制度是管理必经过程

制度化是管理必经的过程。任何管理制度化经过某一阶段后，必定会冻结起来，就好像冰箱里的冰太多气就不通了，所以要调整，所以要把理摆出来。中国人认为合理一定合法，所以要守法，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看过六法全书，但是他们认为没必要看，因为中国人认为：只要合理，一定合法！因此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愿意像西方人一样，辛辛苦苦地去记法律条文，他们只问合不合理，合理一定合法！

但是，理是最难讲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最后提升到情。从逻辑上看，法是基础，法不存在时，情理也没有了。而对中国人来说，情理法三者，仍着重在理。情是面子，理是脸，中国人骂人不是说你不要面子，而是说你不要脸，意思说是讲理，可见中国人很重视理。先以情来讲理，给对方面子，尊重对方，而后再讲理。情理讲不通时，就用法来讲理。所以在管理上应把情理法安排得有规律，当对方跟我们讲情时，我们便要讲理，如果不讲理，便不能怪对方翻脸无情。我们在管理的设计上，便是基于此道理而来。管理者应看得起你的部属，少用指挥权，权是有限的，所以称权限。权不用，永远还存在，但是权一使用，权力的效果暴露，部属便会设计一套方法去适应或抵制它，使之日渐无效，权便等于没有了，所以主管者要发挥指挥力量，应少用权，部属才会自动去做事，这是管理上的一个原理。

用情理法四两拨千斤

所谓自动，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全都是他动，是不知不觉的他动。在管理上应设法让部属去动。但是要让他感觉到是自己去动，而不是你让他去动。所以在管理发展到最后便成为不管之管，就是管到让他感觉到你没有在管。

中国式的管理，是四两拨千斤的管理，用的是些巧妙的方法，这些方法分为三个层次；对基层管理，用的是情，讲的是墨家的江湖义气，利用闲暇跟员工喝几杯酒是有用的，而讲儒家便没用了，对中层管理，则应采用老庄的法，日本人安冈正笃提倡帝王之学，用的是儒家思想，这是不对的，老庄思想才是帝王之学，才是高阶管理的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