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西方理论水土不服，所以，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培训成为一大特色。在学界，如何使普适性的管理学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境相结合，一直是困扰教授们的难题。一批学者一直在从事中国式管理（以曾仕强为代表）或者东方管理学等研究，试图以西方式的科学方法解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境，这种努力尚未脱离学术轨道。问题是中国的大学也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教师的选留、考核、培养、晋升制度，导致中国管理学界很难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既有从事真正的学术性研究的圈子，也有琢磨政策动向、揣摩文件和领导意图的圈子，不同圈子之间缺乏规范的学术交流，很难形成严格的学术对话，使学者队伍也出现了江湖化现象，某大学校长以网络语言进行讲演引起轰动就是一例。我们不可否认，演讲能力、亲民姿态，对于教师确有必要性，但是，当一个大学校长以一篇充满网络俚语和段子的讲演把毕业生送向社会的时候，只有煽情而没有对学术的敬畏，只有媚俗而没有厚重的教养，就有可能把大学变成说相声的天桥。如果单纯看口才和包袱逗哏，那么，郭德纲要超过多数教授。这就给商学院的培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知识和思维训练，还是段子和相声娱乐？

正是商学院的这种现状，促使社会上的培训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管理培训的非学术化。当然，这条道路有相应的企业情境和社会环境做铺垫。大量的管理培训读本，是仿照戴尔。卡内基的心灵鸡汤，或者是基于国情的国学启蒙。从这些培训师掌握的西方管理知识看，有些知名培训师，连演讲大师卡内基和钢铁大王卡内基都分不清，把二者混同为一人；从他们掌握的国学知识看，有些人连国学是什么都不知道，所讲内容不超出传统的蒙童读物水平，甚至把孔孟老庄玄奘惠能一锅煮，根本没有传统学术的基础，江湖游医变成了全科名医。这种培训，靠的是驾驭会场、诱导听众的能力，而不是靠管理知识和思维训练。如果说，以彼得斯为代表的西方洗脑式培训，在洗脑时还要以管理学的基本知识为基础（汤姆。彼得斯毕竟在斯坦福大学受过科班管理教育，而且彼得斯在揶揄学院派时并不否定管理学术），那么，中国的洗脑式培训，连离经叛道都算不上，因为这种培训师基本上不掌握正规的经和道，只是一种江湖野路子。

当然，如果没有市场，江湖野路子就会自然消亡，然而，中国在管理领域存在着巨大的江湖市场。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一批中小企业经历了野蛮成长（万通冯仑语）道路。经过痛苦转型做大做强的企业，其自身经历就足以构成一部内涵丰富的管理教科书，只有那些至今还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中小企业，面对环境的巨大变化，才会胸中无数手中无招。所以，这些中小企业是最需要管理培训的主儿。然而，这批企业从创立到发展（有些则是跳槽式创办兼发展，即根据大气候不断变换经营内容），一直没有走上规范化管理的道路。当初的起步乃至现在的转型，主要是靠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所以，这些企业家，对政策变化的嗅觉灵敏度远远高于对市场变化的感知，对党政领导人和主管部门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对自身组织的了解，他们是弄潮儿而不是游泳健将，而正规的管理培训要练蛙泳的基本功，这对于他们来说不但刀下见不了菜，而且近乎无用。以往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使他们更重视潮流和悟性，而不重视严密的逻辑和精致的管理。江湖式培训正好能够适应他们这种需要。即便起不到真正的作用，也会使他们增强信心并感到某种鼓舞。他们需要的培训，是吸了鼻烟打出一个喷嚏的感受，这是学院式教授难以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