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难题的症结，在于管理领域的分工。管理实践是一个整体，而管理知识则三分天下：学者、咨询培训师、企业家（包括经理人）各掌握一部分。这三种人的志趣不同，发展各异，然而，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领域和同一类问题。学者的目标是学术上的建树，培训师的目标是打动实践者的心灵，实践者的目标是企业自身的发展。例如，面对同样一个产品滞销的案例，学者感兴趣的是可否能够在理论上挑战现有的营销学说，培训师感兴趣的是这个企业是否愿意花大钱训练推销人员，而经理人首当其冲的是考虑资金回笼和周转等问题。正是这种立场的不同，经营者会觉得学者分析论证是远水不解近渴，站着说话腰不疼；学者会觉得经营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激反应代替了理性思维；而且双方都对培训师信不过，学者觉得培训师过于浅薄，经营者对培训师能否解决问题满怀疑虑，培训师一方面嘲笑学者是书呆子，一方面把经营者当冤大头。三者的矛盾，几乎是必然的。

英国的管理学家厄威克曾经尖锐地指出：学者考虑的是如何吸引出版社和各种委员会的眼球，如何能够在职称和学术圈中占优势，而丝毫不考虑现实中的企业需要什么。由此形成了学术与实践的双轨制，而且是两条不相交的轨道。实践需要的是可预测未来的水晶球，而学界在精心构建象牙塔。厄威克批评说，在学校，教师的利益比商业需要更重要，学者教给学生的是他们想要研究的东西，而不是企业需要的东西（John Trinkaus，Urwick on the Business Academy-management Consultant LyndallUrwick， Business Horizons，Sept-Oct，1992）。实际上，厄威克的批评还不完全，培训师存在同样问题，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培训公司的收益，而不是服务对象的实际需要。例如，曾经风靡全球的流程再造，使进行再造培训的哈默和钱皮一度风光无限，赚了大钱，而接受再造培训的企业起码有半数以上开进了滑铁卢，惨遭失败。

美国的学界也有类似说法。在管理实践领域有崇高声望的德鲁克，一直受到学院派的排挤。彼得斯曾经说，他在斯坦福上学时，没有一位学者在课堂上提到德鲁克的名字。这一点，彼得斯可能言过其实，但是，德鲁克不入学界法眼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德鲁克任教的学校就可以看出，他从欧洲来到新大陆后，无法进入一流学校，直到他名气大震，也没有得到一流商学院的青睐，学界始终把他看作记者与作家。而在理论研究上具有重大贡献的西蒙，作为诺贝尔奖获奖者，始终未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施展功力，实践领域的人们很有可能认为，西蒙这样的学者只能玩国际象棋。某些大师（guru）对学院派的鄙视，学院派对大师浅薄的嘲弄，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