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以“国故学”定义“国学”，其所谓“国故”的内涵，是指“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的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认为“国学”即“国故学”之缩写，据此，可以认为胡适的国学概念是广义国学观。章太炎在1906年前后所著《国故论衡》，分三卷，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系统论述了文字音韵学、文学、文献学、周秦诸子学、经学诸门而不及于史学，其晚年所著《国学略说》则分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五大部分，可见其国学概念是中义国学观。马一浮在1938年浙江大学西迁途中的演讲录《泰和会语》楷定国学名义时明确地说：“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而他所谓的“六艺”，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儒家经典，则所谓“六艺之学”就是“六经之学”，这基本上是狭义的国学观。

我个人倾向于中义国学观，对国学的定义是，所谓国学，是以儒学为主导、以儒释道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之学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简言之，国学是以儒学为主导、包容多元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里所谓“文化”，是指包括思想观念、礼仪风俗与制度文物在内的中义的文化，可定义为“人文化成、文德教化”。所谓“中国优秀传统学术文化”的概念可以简明表述为：对国人而言是“国学”，对世界而言是“中华国学”。

2.国学的基本精神

要了解国学对培育提升教育领导者素养（素质与涵养）的作用，就有必要先了解国学的基本精神与核心价值。

概括起来，国学基本精神有以下六方面。

一是“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精神，这是国学的根本精神。孔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孟子讲“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荀子讲“人最为天下贵”，都是旨在确立道德理性与人文关怀。文化自觉的本质在于道德自觉。

二是爱国主义精神。北宋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南宋陆游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诗句，明末清初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代中叶林则徐有“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诗句，都体现了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涌现了许多爱国主义的典范，如战国时期行吟江畔的屈原，汉代出使匈奴、牧羊19年不改气节的苏武，南宋抗元名臣文天祥，明末抗清英雄张煌言，清末反清义士秋瑾，近代抗日英雄杨靖宇、张自忠将军等，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