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特大城市严控人口”被明文写入相关文件，“教育控人”被作为特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此前对随迁子女的教育政策出现了严重逆转，许多城市纷纷提高非户籍学童的就读门槛。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面临的阻碍更难逾越。

以北京为例，2014年，若非京籍适龄儿童要申请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家长需提供“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出具的在无监护条件证明”（俗称“五证”），此外，部分区县还提出了更为严格的审核要求。

此外，在北京由民间自发建立的、为随迁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的打工子弟学校，近年间也被大量拆迁、关停。部分农民工迫于无奈带孩子回乡就读，成为了“留守妇女”和“留守丈夫”；但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宋映泉主持的一项长达5年的跟踪调研显示，超过7成的流动儿童学生在失学后仍继续留在北京，且该比例还有上升的趋势。

“乡村弱”和“城镇挤”的双重挑战

此次教育部的义务教育专题评估总负责人、西南大学教授宋乃庆介绍说，高速城镇化造成了两大问题，包括：城镇教育资源紧张、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县镇，大班额问题突出；但在农村，却存在教育资源闲置的问题。王定华将这种现象总结为“乡村弱”“城镇挤”，提出要通过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把乡村教育做强，把城镇教育做大”。

据杨东平介绍，大班额问题在某些地区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例如在河南信阳、周口地区，部分小学、初中的最大班额竟高达150人，“所有空间全部填满，甚至有学生只能站着上课。”杨东平说，“这样的大班额已经没有教育质量可言，最突出的就是安全问题。”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在2014年的一场发布会上也指出，目前西部地区的班额，“有些班级超过55人，甚至超过65人的也很多。所以我们第一步，今年就先走一步，把65人的规模定下来，余下两年，我们要把班额降到55人以内”。

杨东平则担心，政府一味强调做大城镇教育，将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城市倾斜，在城区建更多的学校以缓解大班额，可能将造成新一轮更大规模、更大程度的撤点并校，进一步推动农村学校进城，最终使农村教育消失。

“难道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就是要消灭农村教育吗？”杨东平反问。他认为，要应对城镇化对教育的挑战，需要农村和城市“同时做出回应”，通过建设好农村学校，使农村学生就近入学，来解决城区的大班额问题。“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这是治本之道。”杨东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