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村村医孙明明的无奈比王真“更进一步”。

孙明明所在的村稍大一点，在册人口2000多人，常住人口不足1200人。“人们在外面打工久了，就看不上我们这些‘土村医’了。他们自己不在村里看病，家里的孩子老人得了病，也会想方设法到县城、市里看病，最不济也是去乡卫生院。看病的人少了，收入自然就少了。”

王真说，在社会各行业整体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村医收入不升反降。“我是年纪大了，一辈子的技术放不下，干不了别的。不然我也想转行，或者去外面打工。”

记者走访发现，在有些经济不甚发达、没有产业基础的农业村，由于外出打工人员较多，村卫生所病人减少、村医收入下降，个别村医单靠行医甚至难以维持生计。

与王真、孙明明所在的村不同，石家庄某县村医楚卫东所在的是一个有3000多口人的大村，村里有几个自办企业，村民们多在厂里上班，相对比较富裕。服务人口多、经济条件好，楚卫东的诊所也显得更为“气派”：里外共5间屋，宽敞干净，中药柜、西药柜、氧气瓶、诊断床一应俱全，还有4张病床。达到这种规模的诊所，在农村并不常见。

楚卫东告诉记者，因为村里人多，诊所设备也比较先进，每天来看病的村民很多。但即便这样，他每个月的收入也只有3000元左右。

楚卫东今年35岁，2004年毕业于石家庄一所专业医科学校，是村医中少数拥有专业资质的“少壮派”。良好的口碑和诊所先进的医疗条件，让他曾一度对自己的工作和收入非常满意。

“2010年前后，‘新农合’基本在农村覆盖。这两年家里有车的农民越来越多、路越来越好走，反正看病都能报销，到镇上、县城就是一脚油门儿的事，所以只要条件允许，农民有个头疼脑热都要跑到镇上或者县城看病。”楚卫东表示，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高，村卫生室在方便程度和报销比例方面的吸引力已经大大降低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2009年国家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取消药品加成，要求基本药物零差价销售，楚卫东的收入一下子“掉了一大半”。“村民到卫生室，一般也就是看个感冒、腹泻之类的小病，最多也就是打针输液。实行‘零差价’之后，根本挣不到什么钱。”

“凭良心说，新农合、零差价，老百姓得了真实惠，我们也服气。”楚卫东说，其实国家在推行基本药物制度改革时，本来也是考虑了村医收入问题的，根据规定，推行药物零差率销售后,财政按各村卫生室的服务人口数量发放基本药物补贴。根据现有的国家补助标准,一个服务1000人的村级卫生室每年光补贴就应该有近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