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芳认兰泽，遗咏思苹洲。

古诗云：“兰泽多芳草。”又柳恽诗云：“汀洲采白苹。”

菡萏红涂粉，菰蒲绿泼油。鳞差渔户舍，绮错稻田沟。紫洞藏仙窟，玄泉贮怪湫。精神昂老鹤，姿彩媚潜虬。

大谢诗云：“潜虬媚幽姿。”

前注典出古詩《涉江采芙蓉》和柳恽《江南曲》，后注则出自谢灵运的《登池上楼》。其中《涉江采芙蓉》和《登池上楼》皆收在《文选》中，柳恽《江南曲》虽然《文选》未收，但此诗歌影响很大，也为唐人所熟知，如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即用柳恽诗为典。白居易自己的《白苹洲五庭记》亦曾言及柳恽赋诗一事。因此，白诗自注之典故，都为常典，无论是对同时代的读者还是后人，都显得多余。又如《首夏》“酒足愧渊明”句注：“陶潜诗云‘饮酒常不足。”《书事咏怀》“酒足胜陶潜”句注：“陶潜诗云：‘常苦酒不足。”与谢灵运等一样，陶渊明是唐人非常熟悉的前代诗人，其好酒拔俗的风流雅士形象深入人心。因此，即使没有白诗自注，读者对于诗意的理解也不会产生障碍。而白居易不仅作注，而且在不同的地方多次雷同，虽然对诗歌所言的典故有明确的指向性，但对读者来说却显多余，很可能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比较盛唐诗歌与中唐诗歌曰：“中唐人用意，好刻好苦，好异好详。……盛唐人寄趣，在有无之间。可言处常留不尽，又似合于风人之旨。乃知盛唐人之地位故优也。”这里所谓的“好刻好苦”，应是指“郊寒岛瘦”之流；“好异”则与李贺、韩愈等人的创作风格相吻合；至于“好详”，则十分贴合白居易的诗歌风格。这一表述与李肇《国史补》中所谓的“元和之风尚怪”实乃同调，体现了中唐诗歌之于盛唐诗歌的新变之处，白诗的自注即是这种新变在形式上的表现之一。清人袁枚在评价元稹的诗歌自注时说：“吟诗自注出处，昔人所无。”（《随园诗话》）实际上，为自己的诗歌作注并非始于元稹，杜甫等人就曾为自己的作注，但像元稹、白居易这样为自己的诗歌频繁作注，的确是前所未有。白诗中的自注基本都可以判断是其自编文集时所加，如大量涉及作者本人私人生活的自注和寄赠酬唱之作中的自注，作者本人和赠诗的对象不会不知，自注并非为他们而设，而是直接指向普通的读者群。考虑到白居易诗歌在当时即广为传唱甚至流播海外，诗歌自注无疑是其“下偶俗好”的具体手段之一，具有明显的读者意识。期待读者更清晰、准确地了解自己的诗歌，应是白居易诗歌自注的初衷所在。客观来看，白居易诗歌中的大量自注，对于当时的读者和后人知人论世地解读其作品是有益的，但事无巨细的繁琐自注使得诗歌已经没有多少诗味，对于读者的接受已经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