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一名村干部告诉记者，工作组来的第一天，不但强迫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签字，还让他们代替亲属签了字。

面对记者对征地的疑问，这名村干部很无奈，“能咋管？乱搞也没办法呀，（向上）反映了也是白反映”。

“说让我签字，不签字校长就没工作”

除去吕堤村的强制摁手印，在这次征地中，孩子的教育、亲属的公职，也成为了工作组征地的筹码。

杜安的亲眼看到自己的内侄领着工作组的人找到了他藏身的地方，杜安的迅速躲开，暗自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这是工作组开始征地的第八天早上，杜安的是“外逃”较早的一批村民，工作组一直没有找到他。就在前一天晚上，他接到了自己内侄的电话，“他是吃公家饭的，在他们村开了一个小卫生所，要是我不签字，他的卫生所也就开不了了”。

杜安的躲过了一劫，贾铭（化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贾铭的父亲是村干部，工作组来了以后，从来没有人找过贾铭谈征地的事情，父亲只是在晚上回来的时候告诉他，“工作组刚进村，往下怎么征还不知道”。

虽然还住在一起，但两人已经分户，后来贾铭才知道，在工作组下来的第一天，父亲就代自己签了字。

后来，爷儿俩再没有说过家里土地的事情，实际上，他们的交流越来越少了，每天父亲都半夜回家，早上六七时就出门，偶尔谈话，也总是避开土地。贾铭说自己很担心父亲，“等工作组走了，全村人都要找大队干部的麻烦”。

跟吕堤村不同，由教育部门主导征地的前当头村还没有变成强制签字的猫鼠游戏，但村民面临的选择却更加实际—是要孩子的教育，还是要自家的土地？

陆殷（化名）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两个孩子的校长和班主任。陆殷是前当头村的村民，家里五口人有四亩地。

一开始，陆殷死活不愿意签字，他觉得“双八百”太亏了。第三天，工作组先问了下孩子在哪上学，没过多久，陆殷发现，工作组找来了孩子所在学校—永年第五实验中学的校长和班主任，“说让我签字，不签字校长就没工作”。

从上午8时耗到了下午4时，陆殷屈服了，“不签不行，不签整天盯着你，再说，不能让人因为自己没了工作不是？”

前当头也有还在坚持的，刘志安、刘计周兄弟就不愿交出自己的地，他们两人都做小生意，征地开始后，相关部门表示过不签字就开罚单的意思，于是他们关了生意，“不让做生意我不做了，孩子反正在放寒假，我们俩兄弟也都没有亲戚吃公家饭，我们村比吕堤还是要好”。

同是前当头的吕红民家就难过得多，他在家里排行老三，大哥当老师，二姐嫁到了吕堤。如今吕红民的大哥也被叫了回来做他俩的工作。

在这里，亲情正受到征地严苛的考验，这些曾经彼此关爱的亲人不得不作出选择。

吕红民的姐姐还在外躲藏，但吕红民见到哥哥后最终没能顶住，“俺哥就在院子里站着，不吭声，你哥哥来了你不签怎么办？不签，工作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