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关键是严格把握被害人是否有过错。有过错的，被告人可以从轻；没有过错的，和其他案件等量齐观。
　　同时，应准确界定情感纠纷。比如，在我看来，向人求爱对方未答应引发的杀人，尚谈不上情感纠纷。这类犯罪，就不宜归入情感纠纷犯罪范畴。
　　第二，减少死刑的突破口在哪里？
　　从控制由民间矛盾引发凶杀案件的死刑适用率切入减少死刑，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子，这是学者的解读。如果这确系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的初衷之一，那么，这些年的实践表明，这样的思路并未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如果有人说民众观念需要引导而不是迎合，我不想抬杠，我想说的是：在情感纠纷引发杀人案件频发，一些犯罪动机卑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现实下，被害人亲属以及普通民众的感受，司法机关不能不察。将这类犯罪作为减少死刑的突破口的正当性和现实可能性，应慎重考量。
　　第三，关于死缓制度。
　　从死刑到死缓，从死缓到死刑，公众之所以对这类案件格外敏感，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的法律后果天壤之别。司法实践中，被判处死缓最终被执行死刑的罪犯，为数极少。从法律后果看，死缓更接近无期徒刑。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死缓也是死刑的一种，只是执行方式不同的解释，不免苍白。
　　死缓是我国独创的死刑执行方式。在建国之初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为了实现严肃与谨慎相结合、分化瓦解反革命势力、保存劳动力以利于国家建设事业的原则，中央决定，清出的反革命分子，凡应杀的，只杀引起群众愤恨的有其他严重罪行的有血债者，其余的一律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来，死缓也适用其他应判处死刑而又不必立即执行的刑事犯。多年来，死缓在打击犯罪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和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界限不清的问题也日益显现，甚至为司法不公埋下隐患。2011年7月25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披露，死刑复核权的统一上收后产生一种不良现象，一些地方为了防止死刑判决不被核准，主动减少死刑判决的适用，该判处死刑的不判死刑而降格成死缓。这样既能有效避开最高法院的挑剔，也能避免因为被打回而影响当地政绩。笔者判断，这样的情况应属个别，但足以引起警觉。
　　就目前看，死缓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还有多大？如果考量结果是仍有存在必要，那么，让二者界限相对清晰，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